这米饭的同时也询问道：“今年的亩产如何？”
“有高有低，基本每亩能收个三百四十来斤。”林五六的话让朱高煦点头，他对江南的粮食亩产能有这么高并不奇怪。
他来大明一年多，基本也了解了大明现有作物和各地区的亩产情况。
拿水稻来说，江南、湖广的水稻亩产能有三百四五十斤，河南、山东及北平山西能有三百斤左右，陕西和甘肃等地就较差，只有一百六七十斤。
除此之外，小麦的亩产也是由西北向东南递减，亩产在一百三十斤到一百六十斤。
诸如大麦、小米、大豆也是同样的亩产，唯有被称为蜀黍的高粱产量稍微高些，即便北方也能达到一百六十斤，往南方最高能到二百斤。
在现有的粮食作物中，经济价值最高的是大豆，一亩地的大豆能榨出大约二十斤左右的豆油，能卖八九百文钱。
以大明现在的情况来看，除非遭遇灾荒，不然不存在吃不上饭，吃不上肉的情况。
朱高煦记得，明代史料里尽管多次出现人相食的记录，但这并不是代表明代比前朝过的差，而是明代文人在记载地方事情上更详细。
同样一件事情，汉代可能写一句话就了结，例如“某某县，人大饥”，但到了唐宋就会开始增加篇幅，而到了明代就会记录更加完善。
不过不管怎么说，人相食的事情是实实在在发生的，这除了基层赈灾系统崩坏，还有地方赋税沉重和粮食产出不同的问题。
同样的一亩地收同样的税，虽然都是三十税一，但江南百姓一亩地产出三百五十斤粮食，算上杂税顶多交五十斤粮食就能了结，农民还有三百斤粮食可以吃。
可是放到了北方，哪怕是如山西那样没有遭遇太大兵灾的地方，亩产粮食也不过三百斤，同等比例下药交出四十几斤粮食，留给农民的只有二百五十来斤。
同样的税收和杂税，北方一亩地仅比南方少交几斤，可北方产出粮食远不如南方。
这就导致了明代北方人口不断有南逃迹象，因为在政策上，他们只在洪武、永乐年间比较舒坦，越往后就承担的越多。
如果朝廷想要吸引人口去北方，最实际的就是减轻赋税。
如后世财政转移那样的政策，如果用在明代，将江南的赋税投入北方建设，那北方一定能在几十年内恢复元气。
不能说重回唐宋时期的景象，但起码会比现在好得多得多。
不过这样的政策如果真的要施展，那江南的淮西、浙东、江右三派肯定不会同意，毕竟他们的根子都在江南，不可能帮着朝廷从江南抽血给北方。
明面上的降低北方各省的赋税是行不通的，只有通过其它手段对南方加税才行，而且加税也得注意对象。
例如眼下占据天下两层赋税的江东六府，它们所缴的赋税已然是天下最高，对它们必须减税，而对其它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