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昆顿了顿，又补充道：“只是……与此国的谈判，恐怕会颇为耗时。”
李国助眉头微挑：“为何？既有意寻求外援，交涉起来岂非更易达成？”
杨昆苦笑一下：“大人明察。交涉之难，不在其意愿，而在其国体。据卑职所知，布顿苏丹国虽小，其统治架构却颇为奇特，绝非苏丹一人可乾纲独断。”
“其国似有类似贵族委员会的机构，权柄甚重。”
他斟酌着词句，
“凡国之大事，苏丹需与委员会商议，委员会若反对，苏丹之令亦难施行。”
“此等分权制衡，与巴达维亚总督受评议会掣肘颇有相似之处。”
“故与之交涉，需同时应对苏丹与贵族评议会，流程冗长，变数增多。”
贵族委员会？分权制衡？
这几个词如同钥匙，瞬间打开了李国助记忆深处某个尘封的匣子。
前世阅览过的、那些混杂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浩瀚档案中的零星记载，骤然清晰起来。
布顿王国……七个等级……成文宪法……三权分立……东南亚罕见的宪政君主国……
他一直以为，那是荷兰人用自身观念对异域政体的附会与曲解。
殖民者的记录，总是带着傲慢的滤镜。
然而，此刻从杨昆这个本时代精通南洋事务的部下口中，他竟听到了近乎一致的描述。
空穴来风，未必无因。
原来，在这十七世纪的南洋深部，真的存在这样一个政治“异类”。
一个拥有成文宪法、试图以制度框架约束权力的岛国。
一个念头随即闪过李国助的脑海——这种制度，会不会是受到了荷兰或者英国的影响？
但几乎立刻，他前世的记忆就否定了这个想法。
根据那些零散的史料记载，布顿苏丹国这套独特的七个等级宪政体系，早在1610年就已由其苏丹拉伊朗吉正式确立。
其根植于数百年本土的“贵族-传统领袖”二元统治，更有着独特的思想渊源——伊斯兰苏菲主义的“存在等级论”，将宇宙从神到物的七个层级，创造性地转化为了治国的宪政体系。
其具体架构涵盖了从最高统治者苏丹，到由高级官员组成的中央政府委员会，再到管理地方与附属国的各级机构，以及负责宗教事务的领袖，直至底层的普通民众，形成了权力分散于贵族阶层内部的七个等级。
司法体系融合了伊斯兰教法与本土习惯法，而三权分立的设计，旨在平衡苏丹与贵族权力，回应内部稳定的需求。
这是一次本土智慧与宗教哲学结合的自发创造。
而其与荷兰的首次正式接触，还要等到1613年，内容也仅限于军事和贸易合作。
更关键的是，时间对不上。
欧洲近代意义上的分权理论，要等到一个多世纪后才会由孟德斯鸠等人系统阐述。
想到这里，李国助心中甚至升起一丝荒诞的敬意。
在1629年的当下，当欧洲大陆的法国、西班牙乃至英国的君主们正竭力加强集权，推行“君权神授”，甚至解散议会时，远在东南亚的这个岛国，却已通过成文宪法，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在统治阶层内部进行了制度化的划分与制衡。
单就权力制衡的形式与统治阶层内部的协商程度而言，这个小小的布顿，其政治架构甚至比同时期多数欧洲强国更具分权色彩。
当然，他也清楚，这与现代民主毫无关系，本质仍是贵族与宗教领袖的寡头共治，绝大多数平民和奴隶被排除在外。
但即便如此，这依然是亚洲政治智慧一次了不起的自发创造。
强烈的探究欲与战略考量交织在一起。
独特的地理位置，加上独特的政治结构，使得布顿苏丹国的价值陡然提升。
与这样一个国家打交道，或许会比与纯粹专制的君主国更复杂，但也可能更稳定、更具契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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