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乡里检查工作。书记乡长就带着全乡的干部职工开始打扫大院卫生。其实，对于一般的县领导，并不用这样，但是对于常务副县长，乡长和书记都不敢怠慢。
第二天一大早，书记乡长早早地就在大院等候，约莫10点钟，一辆吉普车就开到了大院里，对于这位高高在上的常务副县长，气场足，派头大，平时威风凛凛的书记乡长现在看起来是这么的平易近人。
邓县长组织乡班子开了会，就单独把书记乡长留了下来，然后突然乡长到了办公室，把我喊了过去，这时候，书记乡长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人面对邓晓阳的父亲。
邓副县长看了看我，说，你还没有解决身份，年轻人要以事业为重。我不是以副县长的身份和你谈话，而是以晓阳父亲的身份告诉你，你和晓阳的事，我不同意。
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也不容我地质疑，说完后，邓副县长端着保温杯就走了。书记乡长挽留吃饭，邓副县长也没有留下。
回到办公室的路上，遇到同事，大家还在说，这邓副县长咋没吃饭，以前来总是要吃饭的。
回到办公室，晓阳早就急不可耐地问话，爸爸给我说了啥？
我看了晓阳一眼，说道，咱们还是分手吧，咱俩在一起，确实不合适。
邓晓阳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说道，我不管，我不分手。
后来，书记和乡长也是有的没的和我谈话，总之就是在敲打我，作为一个临时工，不要得罪领导，也不耽误前程。为了避嫌，我主动申请，又调到了武装部。说是主动申请，其实也是被领导安排过去的，毕竟主动申请说起来更好听。
李部长看着我，说道，大丈夫何患无妻。这邓晓阳虽好，但是你俩差距太大，她父亲下一步接任县长，基本上八九不离十，劝我还是踏踏实实先干着工作，把正式的身份先解决了。
这期间，我总是躲着晓阳，虽然躲着，但是每天都是刻意的伪装，一天没看到，心里就像猫挠的一样。
等到了1986年的春天，邓晓阳找到我，说已经给她父亲摊牌，说咱们彻底分手了，她父亲会在我身份的问题上帮忙。
我说不用了，我靠自己的努力能行。
邓晓阳打了一下我的脑袋，说，想什么呢，这么简单。没人说话谁给你办。
就这样，到了1986年的夏天，我就正式解决了身份问题。成为一名正式的国家干部。
那时候，改革开放是最热的词语，但我们身处内陆，只知道沿海地区发展很快，但并不知道快到什么地步。
1987年的时候，我的一位浙江战友虞家林到省城出差，他专程坐大巴车来到我们的老家，因为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有书信来往。当年我们是一个连队的战友，我的三等功就是和他一起立的，我们算是过了命的兄弟。
战友讲他现在在上海做外贸生意，按照他的说法，上海现在日新月异，我们这里竟然还这么的贫穷落后。他现在的外贸公司做得风生水起，现在正在扩张，这次来一是叙叙旧，重温战友情。第二就是问我要不要跟着一起去干。我当时脑子很乱，说自己回家里商量一下。战友住了两天，留下名片就走了。告诉我，只要我去，就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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