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澶渊之盟以来，主政者多持重，不乐於有所改弦更张。如李沆、王旦为相者以清净简易为务，以为朝廷体制纤悉完备，妄有更张则所伤多矣！
故浮薄新喜者难被器重，当下吕相德能皆备却仅能守成，为政『姑息为安』，长此以往，朝政日侵月削，冗费之下则民生困顿，寇盗横行，外有夷狄骄盛，內外交困，社稷垂危，不可谓不更张救之！”
在正史文献中，范仲淹在天圣六年（1028）年向朝廷上疏万言，称为《上执政书》，书中暗表三冗担忧、武备担忧、民生担忧、教育担忧等，此时，大宋朝廷在守旧派粉饰下正“蒸蒸日上”，而范仲淹却能剥开这层迷雾看到社稷危机，其政治嗅觉不可谓不超前。
从范仲淹的角度，他或许已经意识到，人口红利与人口过剩正標誌著一个王朝的兴衰胜败。
在方仲永看来，宋立国之初因常年战乱，其户不过百万，人少地广，土地利用率还不足三成，一旦內部得以安定，人口、耕田皆会在短时间內迎来大规模增长，这个时期，可称之为人口红利期。
红利期会推著国运蒸蒸日上，哪怕太宗在高粱河驾驴车狂奔，也阻挡不住大宋国运向上攀爬。
土地利用率越来越高，朝廷税收也隨著水涨船高，朝廷有了钱便会提高士大夫的地位与福利，士大夫有了钱大抵妻妾成群，从而带动社会消费，加之朝廷有了钱便会展开官道、航道、水利等基建建设，间接利好工商业的发展。
可北宋的土地终究是有限，人口激增一旦超过土地承载，人口红利期將转变为人口过剩期，越来越多的平民將得不到足够餬口的耕田，加之北宋不抑兼併，富则愈富，穷则愈穷，社会结构便会越来越畸形。
眼下的北宋，社会矛盾已然十分尖锐，矛盾之所以迟迟未被激化，与宋朝发达的工商业和自身的募兵制度有很大关係。
北宋的財政税收並非单一依赖田赋，其大部分財政收入来自商税，这其中，“榷商”的官营制度给財政带来了极其可观的收入。
没有耕田的平民可以作为客户去县城、州城討生活，譬如去做木匠学徒、给富户看家护院、给正店脚店当伙计等等，总归是有口饭吃。
若逢灾荒之年，朝廷便会大量招募饥民以充厢兵，由朝廷的军餉养活著，避免出现流民暴动。
一旦出现小规模流民起义，朝廷也会第一时间作出反应，要么招安进军队，要么被军队剿灭。
这也是为何北宋年间起义不断却难成气候的原因，只要有口吃的，谁还去造反呢
宋太祖曾十分得意地朝部下炫耀他的募兵之制，称可使“恶人”充军戍边，而让良人垦耕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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