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会。地点没有选在办公室，而是设在了新筹建的中医药现代化实验室（临时借用了一处研究所的场地），并请来了几位参与试点工作的老中医现场展示。
他请一位擅长针灸的老先生，在先进的肌电仪监测下，为一位肩周炎患者施针，实时观察针刺特定穴位后肌肉电信号的变化；请另一位药师，用高效液相色谱仪初步分析不同炮制方法下的附子化学成分差异。
看着古老的技艺与现代科技仪器同框，传统派的老先生们先是惊疑，继而陷入沉思。林闻溪在一旁轻声解说：“各位前辈，我们并非要用机器代替人，更不是要扼杀‘心法’。而是希望借助这些工具，尝试将您们‘心中了了，指下难明’的宝贵经验，部分地转化为可以让更多后学能够理解、学习和掌握的标准和指南。这不是否定传统，而是为了更好地传承，让中医的精粹不致湮灭，能让更多人受益。”
那位曾用拐杖顿地的老先生，看着屏幕上跳动的曲线，喃喃道：“原来……这‘得气’之感，机器也能抓到几分影子？”他虽然依旧坚信机器无法完全替代人的感悟，但态度已明显松动。林闻溪立刻邀请他们参与制定“传统师承人才认证办法”的细则，将认证的权力部分交给了他们这些行业权威，从而将他们从反对者转变为规则的共同制定者，巧妙地化解了这部分阻力。
对于药材利益集团，林闻溪则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一方面，他让苏宛之加快部署国家基地和储备库建设，展示国家意志的坚定性，形成威慑（大棒）。另一方面，他通过渠道放出风声，表示国家鼓励现有合规药商转型，参与基地建设、物流配送和标准化加工，甚至可以考虑给予合规的大型药商成为国家指定供应商的资格，将其纳入新的体系内，共享发展红利（胡萝卜）。分化瓦解之下，庞大的利益同盟开始出现裂痕。
他的第三个策略，是“借力打力，营造大势”。
林闻溪深知，仅凭卫生委员会一己之力推动如此宏大的改革，困难重重。他巧妙地利用各种机会和平台，为中医药发展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和政治氛围。
他将那些反映农村缺医少药、群众渴望简便廉验医疗服务的来信，精选整理，以内参形式送达更高决策层。他将试点地区婴儿死亡率下降、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的数据报告，做成简明清晰的图表，在相关的财经、农业工作会议上适时散发。他邀请新华社记者深入采访成功的赤脚医生和受益的农民，一篇篇通讯报道开始见诸报端，虽然未直接涉及纲要争论，但“人民需要”的呼声却日益高涨。
他甚至促成了一项由多位民主人士发起的、关于大力发展传统医学的政协提案，将学术和政策讨论引向了更广阔的舞台。
更重要的是，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的到访，被林闻溪抓住了机会。他精心安排了观察路线，既让他们看到北京、上海顶尖西医医院的水平，也特意安排他们走访了京郊一个采用了三级医疗网和赤脚医生模式的县，以及正尝试进行中药标准化生产的工厂。观察员们，尤其是来自同样面临农村医疗资源短缺问题的国家的代表，对中国的探索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外宾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影响了国内某些崇洋派官员的看法。
“看，外国人都在学我们的经验了！”这样的话开始悄悄流传。
林闻溪如同一个高明的棋手，不纠结于一子一地的得失，而是着眼于全局的势。他耐心地落下一颗又一颗棋子，或围，或逼，或利诱，或造势，慢慢地，反对的声音虽然仍在，但不再那么理直气壮；支持的力量开始汇聚，变得越发清晰。
共识，并非一蹴而就的完全赞同，而是在现实的权衡与利益的博弈中，逐渐形成的最大公约数。它意味着主要的反对者不再坚决阻挠，关键的盟友坚定了支持，庞大的中间派开始倾向于认同。
当修改后的《国家中医药发展纲要（征求意见第二稿）》再次下发时，虽然仍有不同意见，但争论的焦点已经从“要不要做”更多地转向了“具体该如何做得更好”。林闻溪站在办公室的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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