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塞尔实验室的全息数据屏上，基因编辑成功率达到了惊人的%，但林雪怡盯着另一个指标——伦理委员会复议率：63%。
“技术越精确，争议越大。”
她在深夜会议中对陆彬说：“我们解决了‘能不能做’，但没解决‘该不该做’。”
冰洁调出全球舆论监测：欧洲民众对基因编辑技术的支持率，从三年前的58%降至41%。
“薛明在农业中发现，技术需要社会接口，”陆彬沉思，“你们在触碰生命的底层代码，需要的不是接口，是共生协议。”
挑战比预想的更复杂。
林雪怡团队研发的阿尔茨海默症基因干预方案，在鼠类实验中逆转了认知衰退。
但欧洲伦理委员会提出一百三十七个问题，从“长期代际影响”到“谁定义‘正常衰老’”。
更棘手的是团队内部分裂。
德国遗传学家汉斯主张：“科学只对真理负责，伦理是社会的滞后。”
法国生物伦理学家索菲反驳：“没有伦理约束的真理，历史上都是灾难。”
研发停滞了。
直到冰洁调出一份旧报告——三年前，智慧农业团队在四川的“社区否决权”机制。
“你们把决定权交给农民，”她连线林雪怡，“为什么不敢把生命科学的伦理困境，也交给真正受影响的人？”
林雪怡做了个冒险决定：公开伦理争议。
她把一百三十七个问题翻译成七种语言，发布在公民科学平台上，附上技术细节的通俗解读。
“我们不知道答案，”她在公开信里写道，“但我们相信，关于人类共同未来的问题，答案应该在人类共同讨论中浮现。”
第一周，平台涌入四十二万条评论。
令人惊讶的是，最具建设性的意见，来自两位非专业人士：
一位患有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症的丹麦诗人。
写道：“如果你们要‘修复’我的记忆，请先问问我——哪些记忆是我愿意用遗忘交换清晰的？”
一位照顾患病母亲十年的意大利护士，建议：
“与其追求‘逆转’，能不能先提供‘尊严缓冲’？让我母亲在忘记我是谁时，仍能感到安全。”
林雪怡把这两段话贴在实验室入口。
“我们研究的不是疾病，”她在晨会上说，“是具体的人如何在疾病中保持人之为人的完整性。”
团队开始重新定义目标：
从“逆转疾病指标”，转为“守护生命叙事”。
德国汉斯最初反对：“这会让研究失去焦点。”
但当他访问了那位丹麦诗人后，改变了主意。
诗人给他看正在消失的手稿：“我的字迹在扭曲，但扭曲本身成了新的诗。”
“疾病夺走了一些，也打开了另一些——你们的技术，能否也这样思考？”
汉斯回来后，提出了全新的研究方向：
“记忆归档协议”——不强求阻止遗忘，而是帮助患者在记忆碎片化时，仍能调取核心的生命故事。
索菲流泪了：“这才是伦理该引导的科学。”
然而陆彬看到了更深层问题。
他在数据屏前指出：“你们解决了‘如何做’，但没有解决‘谁能用’。”
基因编辑目前的成本，一次干预相当于一个普通欧洲家庭十年的收入。
“薛明的农业技术曾因为不考虑使用门槛而失败，”冰洁提醒：
“生命科学不能重蹈覆辙——再好的技术，如果只属于少数人，它在伦理上就是失败的。”
林雪怡启动第二阶段：“可及性前置研发”。
要求每个技术方案，必须同步研发三个版本：
精准版（最优效果，高成本）。
简化版（80%效果，成本降90%）。
开源版（核心原理公开，允许本地化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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