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对禁忌迷信的扫荡：在《讥日》、《辨祟》、《难岁》等篇中，他对当时流行的择日、风水、禁忌等迷信进行了细致批驳，认为这些都是“衰世之语”。
王充虽然尊孔，但反对神化孔子和盲从经书，体现出难得的理性精神：
1.“问孔”“刺孟”的勇气：在《问孔篇》《刺孟篇》中。
他大胆指出孔子言行中的矛盾之处，批评孟子某些说法“论不实事考验，信浮淫之语”，这种质疑圣贤的勇气在当时堪称惊世骇俗。
2.反对“信师是古”：提出“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主张“订其真伪，辨其虚实”，开后世疑经思潮之先河。
3.对“生而知之”的否定：在《实知篇》《知实篇》中，他强调知识来源于学习，“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
王充之所以能在谶纬迷雾中杀出一条血路，得益于他方法论上的革命性创新：
“效验”原则：王充强调“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薄葬篇》），主张任何论断都要有事实证据。
“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知实篇》）
“引物事以验其言行”：在批判各种虚妄之言时，他善于引用历史事实、生活常识、自然现象作为论据。
如驳斥“雷为天怒”时，他详细分析雷击现场的各种痕迹，推断雷是火，是“太阳之激气”，与天怒无关。
逻辑推理的娴熟运用：王充精通矛盾律、排中律等逻辑法则。
在《论死篇》中，他运用归谬法：如果人死为鬼，那么自古至今死者无数，道路上应该“一步一鬼”。
而实际上“人且死见鬼，宜见数百千万，满堂盈廷，填塞巷路”，显然与事实不符。
比较与分类的方法：在《物势篇》中，他将人与动物比较，指出“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否定“天地故生人”的神学目的论。
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回望，王充的思想难免有其历史局限：
自然命定论的困境：在激烈批判天人感应的同时，王充陷入了另一种宿命论——
“自然命定论”。
他认为个人的寿夭祸福、贫富贵贱皆由“命”定，这显然与他强调的理性精神相悖。
认识论的朴素性：虽然强调“效验”，但其认识论总体上仍属于朴素的直观反映论，未能深入探讨认识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
社会历史观的机械性：用自然原因解释社会现象时往往简单化，如认为“昌衰兴废皆天时也”，未能认识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社会内部矛盾的决定作用。
批判有余而建构不足：王充的主要贡献在于“破”而非“立”，他猛烈抨击了当时的各种虚妄之说，但在正面建构社会政治理论方面建树有限。
然而，这些局限是时代的局限。
在谶纬神学如日中天的东汉，王充能举起理性批判的旗帜，已属难能可贵。
王充的思想在其生前及死后很长时期内并未受到重视。
《论衡》成书后“中土未有传者”，直到东汉末年才经蔡邕、王朗等人传入中原，被誉为“异书”。
这恰恰反衬出王充思想的超前性。
对魏晋玄学的启蒙：王充“疾虚妄”的批判精神，直接启迪了魏晋时期“辨名析理”的玄学思辨。
他对儒家经典的理性审视，也为后世疑经思潮开了先河。
对无神论传统的影响：从南朝范缜的《神灭论》到明代王廷相、清代熊伯龙，中国古代无神论思想的发展脉络中，总能见到王充思想的影子。
科学精神的先声：王充重效验、反迷信的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科学精神的重要源头。
明代思想家李贽称赞《论衡》“其文可宗，其学可用，其识超，其骨劲”。
现代意义的再发现：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唯物史观的传播，王充作为“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地位被重新发掘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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