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
类传设置更系统，如设《儒林传》《酷吏传》《货殖传》等。
尤为重要的是《西域传》，得益于其弟班超经营西域的第一手资料。
记载了西域五十余国的地理、物产、风俗，是研究古代中西交流的珍贵文献。
班固生活在经学鼎盛的东汉前期，白虎观会议将儒学彻底神学化、法典化。
作为兰台令史、玄武司马，他修史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
《汉书》开篇《高帝纪》即渲染刘邦“斩白蛇”等神话，确立刘氏“尧后火德”的天命谱系。
书中大量采用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灾异祥瑞记载比比皆是。
这都服务于一个核心目的：论证汉朝“膺天之命”。
然而，班固并未完全沦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
在儒家正统框架下，他依然尽可能保持史家的“实录”精神：
1.对统治集团的大胆揭露：在《外戚传》中，他详细记载吕后残害戚夫人为“人彘”的暴行；
在《霍光传》中，既肯定其“匡国家，安社稷”之功，也直言其“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的专权；
在《王莽传》里，用“曲折细事”揭露其篡汉全过程，堪称一篇精彩的政变纪实文学。
2.对民生疾苦的深刻关怀：在《食货志》中，他详细记载了西汉土地兼并、农民破产的残酷现实；
在《贡禹传》《鲍宣传》中，借儒臣之口，痛陈“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的社会危机。
3.对历史人物的公允评价：他为项羽立传，虽降其规格，却完整保留了巨鹿之战、垓下之围的英雄悲歌；
为司马迁立传，全文收录《报任安书》，使太史公的愤懑与执着穿越时空。
他在《司马迁传》赞中既批评其“是非颇谬于圣人”，又高度肯定其“良史之才”。
这种矛盾性，正是班固作为体制内史家的深刻困境：他必须在“尊汉”的政治正确与“实录”的史学良知间寻找平衡。
而正是这种张力，使《汉书》既成为官修正史的典范，又保留了可贵的历史真实性。
就在《汉书》撰写进入关键阶段时，班固的人生轨迹因一位外戚而改变。
永元元年（89年），车骑将军窦宪北伐匈奴，邀班固入幕府，任中护军。
对班固而言，这不仅是晋升之阶，更是实现文人“立功”理想的契机。
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一役，汉军大破北匈奴，窦宪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纪汉威德”。
那篇流传千古的《封燕然山铭》，正出自班固之手：
“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载兮振万世……”
文章气势磅礴，将汉朝武功推至极致。
这一刻，班固不仅是书斋中的史家，更是帝国武功的记录者与歌颂者。
然而，外戚的荣耀如流星般短暂。
永元四年（92年），窦宪在权力斗争中失势，被迫自杀。
班固作为其亲信，瞬间从云端跌落。
洛阳令种兢曾受班固家奴侮辱，借此机会报复，将班固逮捕入狱。
这一次，没有弟弟班超千里奔救（时班超远在西域），也没有明帝般的宽容。
六十岁的班固，在阴暗的牢狱中备受拷掠，最终“庾死狱中”。
一颗照耀了中国史学天空的巨星，就这样陨落在政治斗争的污泥中。
更具悲剧意味的是，在他死后，汉和帝下诏谴责，竟是因怜惜其才的妹妹班昭“诣阙上书”，才允许将遗稿整理，使《汉书》得以保全。
班固去世时，《汉书》尚有八表及《天文志》未完成。
这项未竟的事业，落到了其妹班昭肩上。
班昭，字惠班，嫁同郡曹世叔，故后世称“曹大家”。
她不仅是《汉书》的续成者，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教育家、第一位女历史学家。
在男性主导的学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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