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京城，就封地居住。
马皇后不仅以德着称，更在文化史上留下了开创性的一笔——
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明确记载的女史学家。
汉明帝去世后，马皇后成为皇太后。她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工作：亲自“撰集《显宗起居注》”。
起居注是记录皇帝言行、宫廷大事的原始档案，为后世修史提供第一手材料。
马皇后以太后之尊，亲自编纂先帝起居注，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在编纂过程中，马皇后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删去了兄长马防参医药事的内容。
章帝不解：“黄门舅旦夕供养且一年，既无褒异，又不录勤劳，无乃过乎？”
马皇后回答：“吾不欲令后世闻先帝数亲后宫之家，故不着也。”
她不愿让后人知道明帝频繁探视外戚之家，以免开不良先例。
这一删减，体现了马皇后卓越的历史意识和政治智慧。
她深知，史书不仅记录事实，更承担着教化后世、树立典范的功能。
她主动抹去可能引发外戚干政联想的内容，正是她一贯抑制外戚政策的延续。
马皇后编纂《显宗起居注》，开创了女子参与官方史学撰述的先例。
虽然原书已佚，但范晔《后汉书》中关于明帝朝的许多记载，很可能参考了这部起居注。
她的史学实践证明，在史学领域，女子同样可以具有卓越的见识和严谨的态度。
马皇后的政治智慧，体现在她对权力本质的深刻理解和对历史教训的清醒认识。
马皇后熟读史书，对西汉外戚专权导致的祸乱了如指掌。
她曾对章帝说：“前过濯龙门上，见外家问起居者，车如流水，马如游龙。吾亦不谴怒，但绝其岁用，冀以默愧其心，而犹驽惰，无忧国忘家之虑。”
她目睹外戚车马盈门的盛况，不是简单斥责，而是削减用度，希望他们能自我反省。
这种处理方式，既坚持原则，又留有余地。
马皇后对外戚的抑制是系统性的，可概括为“三绝”：
1.绝高位：不让兄弟担任枢要职位，只任闲职
2.绝实权：禁止外戚干预朝政
3.绝奢靡：严格要求外戚节俭，削减用度
建初二年（77年），有司奏请封诸舅爵位，章帝以天下丰收、边境安宁为由欲批准。
马太后引用“谷贵伤民，谷贱伤农”的古训，指出丰歉无常，国库尚不充盈，封赏外家不合时宜。
她将外戚比作“浇灌之土”，虽可一时润泽，但“寻及万亩，必致旱涸”，形象地说明了过度恩宠外戚的危害。
马皇后的政治智慧，还体现在她善于通过自身行为教化他人。
她穿着朴素，宫中效仿；她拒绝为亲属求官，外戚收敛；她亲自养蚕织布，提倡节俭。
这种“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的教化方式，比单纯的说教更有感染力。
马皇后于建初四年（79年）去世，与明帝合葬于显节陵。
她的一生，为“贤后”树立了近乎完美的典范。
在传统史家的评价体系中，马皇后几乎具备了理想皇后的所有美德：谦逊、节俭、明智、克制。
范晔在《后汉书》中给予她极高评价：“居不求安，食不念饱。进贤才以辅国政，抑外戚以全王室。”
她成为后世后妃教育的楷模，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多次以她为例，阐述后妃之德。
在东汉外戚政治逐渐抬头的历史关口，马皇后以惊人的自制力，为这个王朝注射了一剂“防腐剂”。
她执政的十余年间，马氏外谦退谨慎，未形成专权局面。
虽然在她去世后，马防、马光等还是逐渐掌权，但她的抑制延缓了外戚专权的过程，为东汉王朝争取了宝贵的稳定期。
马皇后编纂《显宗起居注》的意义，超越了她作为皇后的身份。
在男性主导的史学领域，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观察力，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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