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河死者五万余人。
此时，张角已病逝，皇甫嵩“剖棺戮尸，传首京师”。
十一月，皇甫嵩与钜鹿太守郭典合攻张宝据守的下曲阳（今河北晋州）。
此战更加惨烈，张宝“众十余万，垒壁坚固”。
皇甫嵩采取持久战术，切断粮道，最后发动总攻，阵斩张宝，斩获十余万级。
为震慑天下，他将黄巾尸体堆积成“京观”，“筑为京观于城南”。
至此，黄巾军的三位核心领袖全部覆灭，主力被歼灭。
皇甫嵩的威名达到顶峰，被封为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封槐里侯，食邑八千户。
在剿灭黄巾的过程中，一个关键人物多次出现在皇甫嵩身边——
董卓。
两人的互动，深刻影响了东汉末年的走向。
早在征讨张角时，董卓就被任命为东中郎将，接替一度失利的卢植。
但董卓“军败抵罪”，灵帝只得再派皇甫嵩接替。
这次替换，在骄傲的董卓心中埋下了嫉恨的种子。
中平五年（188年），凉州叛军王国围陈仓。
朝廷再次任命皇甫嵩为左将军，督前将军董卓，各率二万兵驰援。
董卓主张速战，认为“速救则城全，不救则城灭”。
但皇甫嵩展现出战略家的远见：
“不然。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今陈仓虽小，城守固备，非九攻之所能陷。王国虽强，攻陈仓不下，其众必疲，疲而击之，全胜之道也。”
他坚持“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到王国围攻八十余日、师老兵疲时，才发动进攻，“连战大破之，斩首万余级”。
董卓既惭愧又嫉妒，说：“吾恨不早用公言！”
中平六年（189年），灵帝病重，任命董卓为并州牧，命其交出兵权。
董卓抗命，率领五千精兵驻兵河东观望。
此时，皇甫嵩的侄子皇甫郦提出一个改变历史的机会：
“本朝失政，天下倒悬。能安危定倾者，唯大人与董卓耳。今怨隙已结，势不俱存。卓被诏委兵，而上书自请，此逆命也。彼方京师政乱，何暇来关东？明公今为元帅，杖国威以讨之，何患不济？”
皇甫嵩的回答，却暴露了他作为“纯臣”的局限性：“专命虽罪，专诛亦有责也。不如显奏其事，使朝廷裁之。”
他选择上书朝廷，而不愿“专诛”。
这个决定，被后世无数史家扼腕叹息——
若此时皇甫嵩果断出兵，董卓很可能被消灭在崛起前夜，汉末历史或将彻底改写。
皇甫嵩的军事才华无可置疑，但他的政治选择，却充满了悲剧性。
初平元年（190年），董卓篡权，毒杀少帝，专断朝政。
他顾忌皇甫嵩的威望，征其为城门校尉，意图加害。
长史梁衍劝皇甫嵩：“今征将军，大则危祸，小则困辱。今卓在洛阳，天子来西，以将军之众，精兵三万，迎接至尊，奉令讨逆，发命海内，征兵群帅，袁氏逼其东，将军迫其西，此成禽也。”
这又是一个历史性机遇：若皇甫嵩起兵，与关东联军东西夹击，董卓必败。
但皇甫嵩再次选择服从征召，孤身入洛阳。
董卓本欲杀之，其子董璜求情，方得免死，被贬为议郎。
董卓死后，其部将李傕、郭汜祸乱长安。
王允执政时，曾重新起用皇甫嵩为征西将军，镇守长安。
但此时天下已分崩离析，这位老将再也无力回天。
兴平二年（195年），皇甫嵩病逝，朝廷追赠骠骑将军。
皇甫嵩的军事才能，代表了中国传统兵法的精髓：
1. “先为不可胜”的防御观：长社被围时不慌乱，冷静寻找战机
2. “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时机把握：陈仓之战等待敌军疲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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