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每期关键内容需经政事堂合议和帝后御览，但日常运作、稿件遴选、版面安排，皆由李瑾及其选拔的“报局”人员把控。这等于在官方舆论场中，开辟了一个不完全受他们掌控的渠道。李瑾那篇“务实虚文”的短评，更让他们嗅到了不同的味道。于是，他们也开始尝试向《大唐报》渗透，或推荐“自己人”进入报局，或试图施加影响，要求在报上多刊载颂扬“洛水瑞石”、“圣母临人”的文章，甚至隐晦地攻击一些他们不喜欢的大臣。
对此，李瑾的策略是，在原则问题上不退让，在次要问题上可妥协。对于要求大量、直接颂扬“圣母”的文章，他以“报纸贵在务实，祥瑞之事已有专文颂圣，不必每期重复，以免百姓生厌”为由，适度控制数量和篇幅，更多地将“圣母”的德行与“勤政爱民”的具体事迹结合起来报道。对于试图塞人进来或干涉具体编务的，则以“报局初创，人员贵精不贵多，且陛下、天后有旨，编务需由报局据实拟定”为由，委婉而坚决地抵挡回去。同时，他也不吝在报上刊登许敬宗、李义府等人门下属下的一些政策建议（只要确实有益），或他们经办的某些“政绩”，以示合作姿态，维持表面上的和谐。
真正的较量，发生在对具体事件和人物的报道上。一期《大唐报》在“良吏风范”栏目，报道了洛阳县尉袁恕己不畏强权、秉公处置一宗涉及某关陇世家子弟的伤人案。报道本身客观平实，只是陈述事实。但见报后，该世家通过关系向报局施压，要求“更正”，称报道“有损世家清誉”。报局负责人（李瑾提拔的一位刚直不阿的御史）据理力争，坚持报道属实，不予更改。事情闹到李瑾这里。李瑾仔细核查后，确认报道无误，便顶住压力，不予理会，并在下一期报纸的“市井百业”栏目，不点名地批评了某些“豪强仗势，干预讼狱”的现象。此举虽未明指，但明眼人心知肚明，等于变相支持了袁恕己和那篇报道，也震慑了其他想干涉报纸的势力。此事传开，一些正直官员和百姓对《大唐报》的信任度大增，认为其“敢言”。
最微妙的一次交锋，是关于太子李弘的报道。太子仁孝，在士林中口碑甚佳。但东宫属官中，有人对天后掌权、对《大唐报》颇多微词。李瑾指示报局，在报道皇室活动时，给予太子适当的正面篇幅，如太子视学、祭孔、体恤民间疾苦等，报道务必客观公允，不刻意拔高，也不刻意冷落。既尊重太子地位，也避免给人留下《大唐报》是东宫喉舌或与东宫对立的印象。这种平衡的报道策略，起初让东宫一些人不满，认为不够“尊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大唐报》对天后的报道也同样秉持“重实绩”的原则，且并未如某些流言所说，刻意打压太子，不满之声才渐渐平息。
武则天对《大唐报》的关注，远比外界看到的要深入和复杂。每期报纸的样刊，都会在第一时间呈送她的案头。她看得很仔细，不仅看那些颂扬她的文章，更看边关军情，看农桑时讯，看良吏事迹，看市井百态，甚至仔细揣摩李瑾那篇“务实虚文”的短评。她欣赏这份报纸带来的正面舆论效果，欣赏它巧妙化解流言的方式，也敏锐地意识到李瑾通过这份报纸，在无形中倡导着一种“重实绩、轻虚文”的价值观，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她依靠“祥瑞”和佛教理论来构建权威的路径，并不完全一致。
但她并未出手干预或争夺控制权。至少目前没有。因为她清楚地看到，《大唐报》在巩固朝廷权威、打击反对派流言、展示“二圣”治下“盛世”气象方面，作用巨大。李瑾把握的分寸很好，始终将皇帝的权威、她的“贤德”置于正面报道的核心，对“洛水瑞石”和“圣母”虽未大肆渲染，但也给予了符合礼制的尊崇。更重要的是，《大唐报》的成功运作，使得官方在舆论场上不再被动，她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做更多事情。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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