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要义，为当世治国理政，提供镜鉴。”
话说得冠冕堂皇，但在具体的研究和注释方向引导上，意图逐渐清晰。重点被放在了那些涉及“夫妇之道”、“阴阳和合”、“母仪天下”、“贤内助”等主题的经典篇章上。
对《诗经》，他们着力挖掘和颂扬那些赞美“后妃之德”、“贤明内助”的诗篇，如《关雎》被解释为歌颂“后妃之德，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强调后妃“辅佐君子”的重要性；《葛覃》被引申为后妃“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以示勤俭德政；甚至《卷耳》也被解释为后妃“志在辅佐君子，求贤审官”，而非简单的思夫之作。而对那些可能被解读为“女祸”的诗篇，如涉及褒姒、妲己的，则淡化处理，或解释为“君王失德，非女子之罪”，重点批判昏君，为“红颜祸水”论脱敏。
对《尚书》，除了继续弱化“牝鸡司晨”的负面解读（将其解释为特指商纣王时妇人干政乱国，而非普遍规律），更重点阐发《尧典》、《舜典》中关于尧舜禅让、选贤与能的思想，暗喻“唯德唯才”是执政的关键，而非性别。同时，大书特书《尚书》中关于“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治国理念，将其与当下“二圣”的“仁政”联系起来。
对《礼记》，尤其是《内则》、《昏义》等篇，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新诠释。传统解释强调“男尊女卑”、“妇人从人”，而许敬宗等人则引导学者们着重阐发其中关于“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积极内涵，并将其与“齐家治国”联系起来，强调“家齐而后国治”，一位具有卓越德行和智慧的“国母”或“贤内助”，对于“齐家”乃至“治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甚至从古籍中搜罗、或“重新发现”了一些关于古代贤明后妃（如周之三太：太姜、太任、太姒）辅佐夫君、教化子孙、安定邦国的记载，将其系统整理、放大，作为“圣母临朝”的历史先例和理论依据。
对《周易》，则巧妙运用其阴阳变化、相生相克的哲学思想。一方面，承认“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尊地卑”的秩序；另一方面，则大力阐发“一阴一阳之谓道”、“乾坤并建”、“阴阳和合而万物生”的道理，强调阴阳并非绝对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特定时期，比如“阳”弱（指皇帝多病）或天下需要“柔顺”之德来调和时，“阴”的积极作用就显得尤为关键，这便为女性在特殊时期的执政，找到了哲学上的合理性。
这项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尽管有许敬宗的导向和北门学士们的推动，但参与其中的许多传统学者，内心深处对如此“为我所用”地诠释经典，尤其是明显为女性执政张目的诠释，感到抵触和不安。辩论时有发生。
一次，在讨论《礼记·郊特牲》中“妇人无爵，从夫之爵”的经义时，一位来自山东的老儒生，姓郑，是研究《三礼》的世家，耿直地提出：“此经义昭然，妇人本无独立爵位，其荣辱系于夫、子。今若强行曲解，恐非治学之道，亦难服天下士人之心。”
元万顷立刻反驳：“郑公所言差矣。圣人之言，需观其大义。‘妇人无爵’，乃言其礼制名分，然妇人有无德行才具？有无辅佐之功？古之太姜、太任、太姒，虽无天子、诸侯之爵，然其贤德教化，泽被周室八百年，其功岂在爵位之下？今皇后天后，佐陛下理万机，夙夜匪懈，德被苍生，此乃大德大能，岂可拘泥于‘无爵’之文，而掩其经天纬地之功？吾辈注经，当通其变，使圣人之学，能应时务，能彰懿德，方不负圣人之心，亦不负陛下、天后重托！”
&n
温馨提示：亲爱的读者，为了避免丢失和转马，请勿依赖搜索访问，建议你收藏【80小说网】 m.80xs.cc。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
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可能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