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数月而平。倭国，一海岛小邦，仰我鼻息而存，竟敢效尤高句丽，行悖逆之事！若不以雷霆之势，犁庭扫穴，永绝后患，则白江口殉国之将士英灵何安？则四夷观之，岂不以为我大唐可欺？则后世史笔，将如何评说我等当国之人，畏缩苟安，坐视海疆不宁？！”
这一番话，既有理有据，又充满感情，尤其是提到白江口殉国将士，更是让在座众人动容。郝处俊拍案而起：“太子太师所言极是！倭国恶行累累，今又自绝于天朝，若不征讨，何以告慰先烈？何以震慑四夷？老臣愿附议，请陛下、天后下诏，明数倭国之罪，兴问罪之师！”
李敬玄和薛元超对视一眼，也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凝重与决断。李瑾的论述，已将倭国问题从简单的“遣使礼仪”之争，上升到了国家安全、历史旧账、天朝威严的战略高度。尤其是将倭国与高句丽类比，指出其潜在威胁，极具说服力。在唐朝刚刚取得灭国大胜、国势如日中天的背景下，这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强势思维，很容易获得共鸣。
“太子太师思虑周全，老臣亦以为，倭国之事，不可姑息。” 李敬玄缓缓道，“然跨海用兵，非同小可。水师需整顿，战舰需修缮，粮秣需转运，天时需择取。更需详探倭国山川地理、兵力部署。非有万全准备，不可轻动。”
薛元超补充道：“还有新罗。新罗与倭国有世仇，亦是我朝藩属。若征倭国，新罗态度至关重要。是令其出兵助战，还是严守中立，需早定方略。此外，朝中恐怕亦有不同声音，需预先绸缪。”
李瑾点头：“二位相公所虑甚是。征伐乃国之大事，自当谋定后动。我意，可分三步走：其一，立即以陛下、天后名义，颁诏天下，明数倭国自前隋以来，特别是白江口之战及现今停派遣使之罪，诏书中可重提白江口旧事，申明此乃讨逆复仇、伸张天讨之义战！此诏须传檄四方，尤其是新罗、渤海、乃至吐蕃、突厥，使其知我出兵之名正言顺！”
“其二，命兵部、户部、工部，即刻着手筹备。登州、莱州、楚州、明州（今宁波）诸水师，加紧整训，检修战船，储备箭矢、火器（火炮、猛火油等）、粮秣。着令将作监、格物院，协助水师，改良海船，研制适于跨海作战之军械。同时，遣精干斥候，假扮商人、僧侣，潜入倭国，详绘其海岸、港口、道路、城池之图，打探其兵力虚实、国内舆情。”
“其三，遣一重臣为特使，持此问罪诏书，率精锐水师一部，护送前往倭国。一则向其国王当面问罪，观其反应；二则，亦是武装巡弋，展示军威，探查其海防虚实。若其国王畏惧，亲缚请罪，或可暂缓兵锋，然其国政、水师，必须受我监管。若其稍有迟疑，或出言不逊，则特使即可凭诏书，宣示其罪，断绝邦交，我大军随后即至！”
他目光灼灼，看向三位宰相：“此三步，步步紧逼，名为问罪，实为备战。以半年为期，若倭国能在我大军集结完毕前，做出令我朝满意之让步，则兵戈或可暂息。若其冥顽不灵，则待明年夏秋，东南风起，便是大军东渡，犁庭扫穴之时！”
郝处俊、李敬玄、薛元超三人沉吟片刻，相继颔首。李瑾的方略，考虑周全，步步为营，既有外交上的最后通牒，又有军事上的切实准备，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又占据了道义和历史的制高点。
“太子太师此策甚妥。” 薛元超道，“只是，这问罪特使，人选至关重要。需位高权重，能代表朝廷威严，又需胆略过人，临机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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