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首届市舶使，并抽调户部、工部、水师相关人员辅助。刘仁轨被任命为“东南诸道市舶、水陆转运、沿海防御制置使”，总揽东南沿海市舶、水师及与海外相关事务，驻地广州，显示出朝廷对此事的极度重视。
新政推行，绝非一帆风顺。广州旧有的利益集团（包括部分官吏、地方豪强、与番商勾结的“揽头”）对新政阳奉阴违，甚至暗中阻挠。新设立的“看验所”评估货价，触动了他们低报价格、从中牟利的奶酪。规范的税收和“公凭”制度，让走私变得困难。一些习惯了混乱中捞取好处的番商“纲首”也感到不便，抱怨“规矩太多”。
广州新任市舶使崔浞，是一位出身河北、曾担任过县令、州司马的干练官员，以不畏豪强、精于计算著称。到任后，他雷厉风行。首先，他请刘仁轨调派一队水师精锐，以“整肃港口、缉拿私枭”为名，进驻广州港，震慑宵小。接着，他公开颁布《市舶则例》草案，召集番汉大商，听取意见，稍作修改后便明文张榜，严格执行。对于几起试图贿赂评估牙人、夹带违禁品（主要是铜钱和生铁）的案件，他果断处置，涉案唐商抄没家产，番商驱逐出境，永不允入唐贸易，涉案官吏杖责流放。此举迅速树立了新市舶司的权威。
同时，崔浞也展现出灵活变通的一面。他简化了部分繁琐手续，提高了验货效率；对于按时纳税、诚信经营的大商，给予“优舶”称号，可享受优先泊位、快速通关、税额九折等优待；他还组织番汉商人联谊，由市舶司出面担保，促成了一些大宗长期合约。新的官栈和互市场建成后，交易环境确实比以往鱼龙混杂的码头更为安全、有序，减少了欺诈和纠纷，虽然要缴纳栈租牙钱，但许多正经商人，尤其是资本雄厚、做长期生意的大商，逐渐开始认同这种新秩序。
最大的转变发生在民间海商。过去，民间下海贸易风险极高，不仅要面对风浪海盗，还要躲避官府稽查，地位低下。如今，只要向市舶司申请“出海公凭”，缴纳一定保证金和定额税（或在返航时按利抽分），就能合法扬帆出海，甚至能申请水师护航（需付费）。尽管有各种规费，但合法身份带来的安全感、水师护航降低的风险、以及返航后合法销售货物的便利，使得许多有资本、有胆识的沿海商人趋之若鹜。一批民间海商船队开始组建，他们多采取合资入股的方式，购置或建造大型海船（其中不少采用了格物院改良的帆装和船型），招募熟悉海路的水手，在岭南、福建、江浙的沿海地带蔚然成风。
扬州、泉州、明州、交州的市舶司也陆续建立并开始运转。虽然各地情况不同（如扬州更侧重与内河漕运衔接，泉州、明州对日、朝贸易活跃，交州面向南洋），但基本制度框架得以推行。市舶司的设立，如同在帝国漫长的海岸线上，打下了一根根坚固的木桩，开始系统地编织一张覆盖东亚、东南亚乃至更遥远海域的贸易与税收之网。
源源不断的商品开始通过这张网络加速流动：精美的越窑青瓷、邢窑白瓷、色彩绚丽的丝绸锦缎、清香扑鼻的茶叶、实用的铁器铜镜、珍贵的书籍纸张…… 从各大港口装船，运往未知的远方。而海外的香料、珠宝、犀象、琉璃、药材、珍贵木材，乃至占城稻种、新奇瓜果，也沿着反向的航道，涌入大唐的港口，再通过运河、驿路，分销至帝国的各个角落。
市舶司的税收账册上，数字开始跳跃式增长。虽然初期投入巨大，且贪腐不可能完全杜绝，但制度化的管理带来的收益，很快让朝廷的户部官员们眉开眼笑。这笔新增的、可持续的财源，为水师扩建、港口建设、河工水利乃至朝廷的诸多开支，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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