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簿等，多选用年轻干练、通晓实务的官员。
• 此外，还特设“咨议曹”，由李瑾定期召集一些退休的贤能老臣（如刘仁轨等，如身体允许）、学问醇厚的儒者，以及司马承祯这样与朝廷合作良好的宗教界人士，不定期为太子提供咨询，开阔视野。
这个班底，既考虑了与朝廷现行体制的衔接，又注入了李瑾培养的“新政”人才（北门学士），还兼顾了传统力量（老臣、儒者），可谓用心良苦。其核心目标，是在确保政务处理符合“二圣”既定方针和效率的前提下，逐步培养太子的独立理政能力，并为他积累人脉与威信。
每日清晨，天色未明，李弘便已起身，先至父母处问安，然后来到明德殿。案头上，已堆满了从各地、各部送来的奏疏。这些奏疏已经由通事舍人（隶属中书省，负责传递）初步分类：紧急军报、重大灾异、重要人事任免、涉及宗室勋贵、以及御史弹劾五品以上官员等“要务”，用黄绫包裹，需优先处理或直接呈送紫微宫；其余如地方日常政务汇报、一般刑名钱谷、礼仪祥瑞等“常事”，则用青囊，由东宫先行处置。
李弘正襟危坐，开始了一天的“监国”工作。刘祎之、元万顷等人早已等候在侧，随时准备解答疑问、提供背景资料、草拟批答意见。起初，李弘面对纷繁复杂的政务，颇感吃力。许多地方事务的细节、律令条款的应用、官员之间的微妙关系，他并不熟悉。他习惯于先倾听北门学士们的分析，然后询问：“若依往例，当如何处置？若依新政精神，又当如何？叔父（李瑾）常言‘治大国若烹小鲜，需明火候，知权衡’，此事火候当在何处？权衡又在哪边？”
刘祎之等人对太子的勤勉和虚心颇为赞赏，但也察觉到他性格中过于仁厚、有时略显优柔的一面。例如，面对一份关于某州刺史“催科稍急，致民有小扰”的御史弹章，李弘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刺史亦是为国征税，小民困苦亦需体恤，可否申饬即可，不必深究？” 而刘祎之则会指出：“殿下仁心，泽被苍生。然法不可废，纲纪不可弛。刺史催科，固有国法可依，然‘稍急’致‘小扰’，其中界限需明。若确有过当，当按律问责，以儆效尤，否则恐开‘扰民无咎’之渐。可令该道观察使详查，若实有情弊，则按律处分；若御史风闻不实，亦当还刺史清白。是非明，则赏罚公；赏罚公，则政令行。”
李弘听后，往往沉思良久，方采纳其议。他也开始有意识地阅读李瑾为他整理编纂的《贞观政要补遗》、《永徽以来典章制度辑要》，以及李瑾自己对历代治乱、特别是近期新政得失的点评笔记，试图从中寻找理政的智慧与分寸。
二、 初试锋芒，母子异同
数日后，一份来自河南道的奏疏，摆在了李弘案头。内容是关于“三教同风堂”在地方推行中遇到的阻力。某县士绅联名状告当地“同风堂”宣讲生（多为当地落魄书生或还俗僧道）“妄解经义，淆乱乡塾，且借宣讲之名，行敛财之实，乡民多有怨言”，请求朝廷予以裁撤或严加管束。
此事看似不大，却涉及敏感的意识形态政策。李弘召来刘祎之、元万顷商议。
元万顷道：“殿下，‘三教同风堂’乃天后与相王为教化百姓、敦厚风俗所设，意义重大。地方偶有执行偏差，或小人借机渔利，亦在所难免。然其大旨不可废。臣意，可责令该道观察使及州刺史严查，若确有不法，惩处为首者，整顿宣讲生队伍，但同风堂仍当保留，并加强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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