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不仅仅是对河东士林的了解，更可能源于武则天对这类“清流舆论”动向的持续关注，以及对平衡各方势力、安抚旧有士族的深层考量。刘祎之的提醒，或许正是传达了这种关注与考量。
更明显的例子，发生在他尝试独立处置一件地方官员互相攻讦的纠纷时。双方各执一词，证据都对自己有利。李弘仔细研读卷宗后，认为其中一方（某县令）虽然行事操切，有扰民之嫌，但其本意是为推行朝廷新定的“劝课农桑、增辟户口”的考课条例，情有可原；而另一方（该州某司马）的弹劾，则夹杂着明显的私人恩怨和地方势力倾轧。李弘倾向于“申饬县令，安抚司马，调解矛盾，以观后效”，认为这是“执中”之道。
然而，当他将意见告知刘祎之、元万顷，请他们草拟正式批答时，两人却面露难色。刘祎之沉吟道：“殿下仁恕，欲化解纷争，用心良苦。然……据臣所知，天后对此类借推行新政之名、行苛酷之实，或借机攻讦实干之员的行为，历来深恶痛绝。去岁，相王亦有明示，新政推行，贵在实效，亦需防苛扰。若有借机生事、掣肘实干者，当严惩不贷，以儆效尤。 此案中县令虽有过，其心在公；司马挟私报复，其行可鄙。若各打五十大板，恐寒了实心任事者之心，亦助长挟私攻讦之风。依臣愚见，不若明断是非，惩诫司马，申饬县令令其改过，并通报表彰该县增户辟田之绩，以示朝廷赏罚分明，支持实干之决心。”
李弘闻言，心中顿时了然。这已不仅是就事论事的政务建议，而是直接体现了武则天（以及李瑾）在推行新政过程中，“保护实干者，打击掣肘者”的鲜明立场和强硬手腕。他的“执中”调和方案，在母后和叔父的“大势”面前，显得过于“和稀泥”了。他沉默片刻，最终采纳了刘祎之的建议。因为他明白，这不仅仅是处理一桩地方纠纷，更是在维护某种政治导向和权威。
类似的事情多了，李弘心中难免产生一丝复杂的情绪。他感激北门学士们的辅佐，他们的能力毋庸置疑，他们的忠诚（对朝廷、对天后）也似乎无可指摘。但同时，他也清晰地感受到一种无形的“框架”或“轨道”。他的意志和判断，必须在天后（以及相王）设定的政策和****范围内运行。北门学士们，既是帮助他熟悉轨道的引路人，某种程度上，也是确保他不偏离轨道的监督者。这种认知，让他在倚重他们的同时，也保持着一份清醒的审慎与距离。
三、 磨合与共进
李瑾敏锐地察觉到了太子与北门学士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他知道，纯粹的“监视”或“控制”并非长久之计，也非他本意。北门学士应该是桥梁，是润滑剂，是帮助太子成长的助力，而非隔阂。他需要促成双方建立更深层次的信任与默契。
一日，李瑾借商议“通才茂异科”首届开科具体细节之机，将刘祎之、元万顷等几位核心北门学士召至王府。
“诸公辅佐太子，夙夜匪懈，辛苦了。”李瑾开门见山，“太子仁孝聪敏，然毕竟年轻，于政务生疏，于时势洞察，犹需锤炼。有诸公在侧，本王与天后，方能稍安。”
刘祎之等人连忙躬身：“此乃臣等分内之事，不敢言劳。太子殿下勤学善问，仁德宽厚，实乃社稷之福。”
李瑾点点头，话锋微转：“太子天性仁厚，此其优点，亦可能成为其施政之顾虑。譬如，有时过于顾及各方情面，难下决断；有时，对律法纲纪之威严，体会不及天后深刻。诸公乃天后旧人，深谙朝局，更明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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