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成效显著，尤其强调制度创新与透明监督，深得务实派官员之心。武则天微微颔首，问道：“可曾遇到困难？新法推行，阻力何在？”
杜景俭坦然道：“回天后，困难自然有。一是个别老河工、旧吏，固守陈规，对新法、新工艺心存疑虑，甚至暗中掣肘。臣等唯有以事实说话，耐心演示，并以优厚待遇激励率先采用新法者。二是新工艺所需之巨竹、铁索等物料，采购、运输需时，且初期成本略高。然从长远看，其节省之工时、避免之溃决损失，远超所费。三是联合监督虽好，然三部官员时有推诿、意见不一之处，需上官强力协调。臣以为，此类重大工程，或可设‘总制河渠使’一类专官，赋予临机专断之权，统一事权，或可更高效。”
建议大胆，直指现行官制在工程协调上的弊端。武则天未置可否，只道：“所言记下，容后再议。杜卿务实肯干，勇于任事，朕心甚慰。着吏部考功，记录在案。”
接着起身的，是一位来自鸿胪寺的年轻官员，名叫杨元琰，年方二十五，出身寒微，却是首届“通才茂异科”“明法”与“蕃语”（外语）双优及第者。他被派往岭南，负责市舶司与南海诸蕃通商事务，此番回京述职。
“臣杨元琰启奏，”他口齿清晰，略带岭南口音，“岭南市舶，自朝廷开海禁、设市舶司以来，蕃舶云集，货殖流通，税入年增。然积弊亦生。一者，沿海豪族、地方胥吏，往往与蕃商勾结，走私逃税，夹带违禁之物如铜钱、兵铁，甚至人口。二者，蕃商与本地百姓，因言语不通、习俗各异，时常滋生事端，地方官或偏袒汉民，或畏事纵容，不利长远。三者，诸蕃来朝贡赐，往往‘贡少赐多’，虚耗国帑，且其使团滞留京师，滋事生非者亦有之。”
他提出对策：“臣以为，当强化市舶司职权与独立性，其巡检、抽解（征税）之吏，由朝廷直接选派、定期轮换，不受地方节制。并于广州、交州等主要口岸，设立‘蕃坊’，划地供蕃商居住、贸易，委任蕃长（由朝廷认可、有威望的蕃商首领）依其本俗法度管理内部一般事务， 重大案件则交有司按唐律处置。如此，既方便管理，亦减少冲突。至于朝贡，当严格勘合（凭证）制度，核实贡使身份与贡物价值，按值回赐， 并限定其留京时间与随从人数。对确有诚意、贡物丰厚的蕃国，可适当优容，以示怀柔；对借朝贡行商贾之实、贪图厚赐者，则需严加裁抑。”
杨元琰的奏对，展现了对新兴海洋贸易事务的熟悉与治理思路，尤其“蕃坊”与“勘合”之议，颇有创见。武则天饶有兴趣地问及南海诸国风情、物产，杨元琰对答如流，显示出其不仅通晓律法、语言，对城外情势亦有深入了解。
随后，又有来自河北道的年轻县令，汇报其如何利用“三教同风堂”宣讲朝廷政令、推广新式农具、调解民间纠纷，使一偏僻小县“讼狱日稀，垦田岁增”；有在军器监任职的年轻匠作官，呈献其改良的“轻型弩机”与“防水火药筒”模型，虽尚粗糙，但思路新奇；有在御史台的年轻监察御史，直言不讳地弹劾某位出身高门、却庸碌无为的州刺史，并提供详实证据，显示出不惧权贵的风骨……
这些年轻的官员，他们的奏对或许不如老臣那般引经据典、圆融周全，甚至有些观点略显稚嫩或激进，但他们身上散发出的那种蓬勃朝气、务实精神、敢于任事、不宥成见的气质，却让端坐于上的武则天、李弘，以及在场的几位老成持重的宰相，都感受到了某种久违的、冲击性的活力。他们谈论的是具体的河工技术、贸易管理、农具改良、案件侦办，而不是空泛的仁义道德或派系之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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