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卖艺的胡人乐师，吹奏着唢呐（当时称“琐呐”或“苏尔奈”，已传入），弹拨着曲项琵琶，引来孩童围观。音乐，成为沟通宫廷与市井、华夷的重要纽带，烘托出一派“四海一家，歌舞升平”的盛世气象。
四、 百工技艺：格物致用，匠心独运
“万年策”对“技”的推崇与“劝工令”的激励，使得这个时代的工艺美术，在实用性、观赏性与创新性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不仅是文化的装饰，更是国力与民生的直接体现。
丝绸：江南的“缭绫”、蜀中的“陵阳公样”锦、河北的“罗”，织造技术愈发精湛，纹样设计融合传统吉祥图案与西域、波斯乃至天竺的装饰元素，富丽堂皇，巧夺天工。宫中尚衣局为天后制作的新礼服，采用“缂丝”与“刺绣”结合工艺，以金线、乌银线、孔雀羽线等，织绣出日月山河、龙凤祥云、乃至“则天文字”中的吉祥字符，华美绝伦，堪称艺术品。
陶瓷：越窑青瓷“类玉类冰”，邢窑白瓷“类银类雪”，已成为文人雅士案头清供与宫廷日用珍品。更有匠人尝试在釉下彩绘、或利用不同窑温烧制出变幻莫测的“窑变”效果，虽然成品率低，却显示出探索的勇气。来自波斯的钴料（“苏麻离青”）已开始少量输入，有匠人尝试将其用于瓷坯绘制，烧制出的蓝色纹样虽不稳定，却预示着未来青花瓷的曙光。
金银器：受波斯萨珊王朝等风格影响，唐代金银器制作在“仪凤”年间更加成熟。锤揲、錾刻、掐丝、焊缀、鎏金等工艺运用纯熟，器物造型饱满，纹饰繁缛华丽，充满异域风情与大唐特有的磅礴气势。宫中金银作坊为皇室制作的各种器皿、首饰、马具装饰，穷极工巧。
建筑：在《营造法式》的规制与鼓励创新的双重影响下，官式建筑在庄重规整中，亦开始追求局部装饰的精美与变化。斗拱的结构与装饰作用被更加重视，屋顶的鸱吻、脊兽造型更加生动多样。而寺庙、道观的建筑，则融合了更多印度、中亚的风格元素，形成独具特色的大唐宗教建筑风貌。将作监的匠师们，在李仁等“格物”兴趣者的启发下，甚至开始研究利用水力、齿轮传动原理，设计大型的计时装置（类似水运浑天仪）或宫殿开合门户的机械，虽多停留在图纸或模型阶段，却显示了技术与艺术结合的奇妙想象。
五、 思想学术：兼容并包，求同存异
文化的极度繁荣，离不开思想领域的活跃与包容。“三教同风”虽由朝廷倡导，但并非强行合一，而是在“教化百姓、劝善抑恶、服务王朝”的大前提下，允许儒、释、道各自发展、互相辩难、彼此吸收。这为思想的碰撞与创新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
儒学在科举刺激下，对经义的阐释更趋精细，也出现了结合时务、试图从经典中为现行新政（包括武则天执政）寻找理论依据的思潮。如一些学者从《周易》“乾坤并建”、《尚书》“天听自我民听”等角度，论证“女主”辅政乃至当国的“合理性”与“应天顺人”。
佛教在武则天的扶持下，达到鼎盛。华严宗、法相宗、禅宗等宗派竞相发展，高僧大德辈出，译经事业持续不断。佛教思想深入士庶人心，与儒家伦理、道家观念相互渗透，影响了文学、艺术乃至日常生活。
道教则依托本土优势，在理论建构（如重玄学）与养生术数方面继续发展，并与皇室、贵族保持密切关系。一些道士亦开始吸收佛教哲理，丰富自身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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