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文继续，语气愈发恳切，也愈发凸显其核心主张：
“臣闻，为政之道，在顺人心。 今四海升平，仓廪充实，当以静制动，以宽服民。所谓仁政者，非谓纵容豪强，坐视兼并， 而在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使民以时。朝廷之要务， 不在频出新政，更张法度，而在整肃吏治，汰除贪酷，选任贤良，使政令宽简，赋役均平。使为官者知廉耻，为民者得休养，则兼并之风自戢，流亡之民自归。此乃不治之治，无为而无不为也。”
“今 狄仁杰、裴炎等，奉旨肃贪，雷厉风行，惩处蠹吏，大快人心，此正施仁政之基。然肃贪之后，贵在安抚，宜示宽大，与民更始。若贪墨既除，复行峻法，清丈限田，税及锱铢，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民不堪命，何谈休养？”
“故臣冒死恳请： 愿父皇、母后，暂缓清丈、限田、税改诸急务。一， 严令地方，不得以任何名目，扰民清产，凡有借端生事、骚扰乡里者，严惩不贷。二， 对田产之事，宜导不宜迫。可明诏天下，劝谕富民， 对佃户、佣工，减租让利，敦亲睦邻；对贫困之民， 由朝廷拨付专款， 于荒地、边州，授田安置，贷给种粮，免其赋税数年，使流者得所，耕者有其田。三， 当前重中之重， 在整顿吏治，信赏必罚，选拔廉能干吏， 代贪酷无能之辈，使政令宽平，赋役有常。四， 厉行节俭，宫廷用度，百官俸禄，皆可量入为出，稍加裁省，以示天下，朝廷不与民争利。”
“若能如此， 则吏清而民安，民安而国富，国富而兵强。不汲汲于变法，而法自善；不刻意求治，而治自成。此乃贞观遗风，仁政之本也。昔太宗皇帝尝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又言 ‘君，舟也；人，水也’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伏惟父皇、母后，鉴往知来，察纳雅言，缓急有度，张弛有道，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臣亦幸甚！”
疏文的最后，李弘再次表达了对父母、叔父功业的崇敬，强调自己“非敢妄议朝政，实出于赤诚，忧心如焚，泣血以陈”，并“伏乞圣裁”。
这份《陈时务疏》，迅速在朝堂上下引起了轩然大波。抄本不胫而走，几乎一夜之间，洛阳大小官衙，公卿府邸，皆在议论。
支持者（主要是传统儒家官僚、部分与土地利益深度绑定的既得利益者、以及一些真正信奉“仁政”“宽简”理念的官员）如获至宝，交口称赞。他们盛赞太子“仁孝英明，深得治国要道”，“见识深远，有太宗、先帝遗风”，认为奏疏“切中时弊，老成谋国”，直指当前政策“过于操切，扰民伤本”。一时间，“太子仁政”成为朝野清流和一些地方势力口中频频出现的词语，隐隐有成为一面旗帜的趋势。
反对者（主要是坚定的改革派、与武则天、李瑾利益深度捆绑的新贵、以及部分有识之士）则忧心忡忡，或直言批驳。他们认为太子“过于仁弱，不解时艰”，“只知守成，不识变通”，其主张看似稳妥，实则是“姑息养奸，纵容兼并”，是“开历史倒车”，若依其言，则“前功尽弃，积重难返”。他们担心，太子的声望和主张，会被守旧势力利用，成为对抗深化改革的工具。
而更多的中间派、观望者，则陷入了沉默和更复杂的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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