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广袤而苍凉的土地。
自1920年2月，陈裕年与赵文博作为首批赴新考察的负责人踏上这片土地，时光已悄然流逝两年有余。赵文博因另有任用，早已返回云南，而陈裕年，这位云南的副司长，却选择了留下。他心中揣着一个执念，一个在无数个风沙漫天的夜晚反复琢磨的计划——为新疆，也为云南，找到一条新的经济命脉。
两年多的时光，对于在中原腹地可能只是弹指一挥，但在这风沙漫卷、气候苦寒的西域边陲，每一天都充满了未知与挑战。陈裕年没有沉溺于等待督军府的指令，也没有消极地依赖后方的支援。他深知，林景云总司令将发展新疆长绒棉的重任寄予厚望，这不仅仅是一纸他关于发展新疆长绒棉种植建议的电文，更是对整个西南未来经济格局的深远考量。
“等、靠、要，那是庸官懒政的做派！”陈裕年不止一次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总司令既然信我，我就要干出个名堂来！”
他最初的目标，便是那传说中品质绝佳的长绒棉。但在这消息闭塞、交通不便的年代，想要获得优质的种苗和种子，谈何容易。市面上流通的，多是本地的粗绒棉，产量低，纤维短，经济价值有限。他曾向新疆督军府提出协助采购的请求，但得到的答复多是含糊其辞，或是推荐一些他早已考察过的本地品种。
陈裕年明白，不能指望他人。他开始动用一切能动用的关系，联络南来北往的商队，打听任何可能接触到外国商行或研究机构的途径。他听说在一些外国侨民的零星试验田里，或许有少量引进的长绒棉。于是，他亲自登门拜访，带着云南的特产，操着半生不熟的俄语、英语，赔着笑脸，只为求得几株幼苗或是一小包种子。
过程是屈辱而艰难的。有些洋人对他这个穿着长衫、操着南方口音的“中国官员”不屑一顾，认为他是异想天开；有些则狮子大开口，几颗种子便要价不菲。陈裕年强忍着心中的憋闷，他知道，此刻个人的荣辱算不得什么。他甚至托人辗转联系到了一些在俄国、印度活动的商人，许下了不少好处，只求他们能代为寻觅。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数月的奔波与周折，他几乎是软磨硬泡，加上真金白银的投入，终于从一位即将离开新疆的俄国植物爱好者手中，购得了十几株奄奄一息的长绒棉幼苗，又从一位曾去过埃及的英国商人口中，高价购得了一小撮据说是埃及优良品种的棉花种子。
捧着这些宝贝，陈裕年如同捧着稀世珍宝。他不敢怠慢，立即联合了后期陆续抵达新疆的援疆专家团中的农技专家，还有几位从云南带来的、世代与土地打交道的种庄稼的老把式，在吐鲁番和阿克苏两地，小心翼翼地开辟出几分试验田。
吐鲁番盆地以酷热干燥闻名，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阿克苏地区则水源相对充沛，土壤条件也略有不同。陈裕年和专家们根据两地的气候特点，制定了详细的培育方案。从育苗棚的搭建，到土壤的改良，从灌溉水量的控制，到病虫害的防治，每一个环节，他们都亲力亲为，记录下每一个细微的变化。
那些日子，陈裕年几乎是吃住在试验田边临时搭建的土坯房里。白天，他头戴草帽，卷着裤腿，和农技人员一同在田间劳作，观察棉苗的长势，测量叶片的宽度，记录花铃的数量。夜晚，他在昏黄的油灯下，整理着白天的数据，与其他专家讨论着可能出现的问题，或是翻阅着从云南带来的农学书籍，试图从中找到可以借鉴的经验。
来自埃及的种子发芽率不高，十几株俄国人手中的幼苗也只有七八株顽强地活了下来。但就是这星星之火，在陈裕年和团队成员的精心呵护下，渐渐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他们克服了水土不服，抵御了戈壁的风沙，战胜了突如其来的倒春寒。
当第一朵洁白的棉絮在吐鲁番的试验田里绽放，当阿克苏的棉株也挂满了沉甸甸的棉铃时，陈裕年和所有参与试种的人员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们小心翼翼地采摘下成熟的棉桃，进行脱籽、轧花，然后将得到的棉纤维与从各种渠道搜集到的埃及棉、海岛棉等样品进行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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