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昆明。
春寒料峭，但云南省政府主席的公署内却温暖如春。林景云坐在宽大的紫檀木办公桌后，桌面上文件堆积如山，每一份都关乎着云南乃至整个西南的未来。一名穿着笔挺军服的机要秘书步履无声地走进来，将两份刚刚译好的电报轻轻放在桌角。
“主席，贵州发来的，几乎是同时抵达。”
林景云的目光从一份矿产勘探报告上移开，他拿起第一份电报，这份电报来自派驻贵州的援黔技术团。电文简洁，全是干货。
他的视线逐行扫过，唇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一年多的心血，没有白费。
电报上写着，云南烟草总公司派出的专家团队，在深入贵州各地考察了当地的土壤、气候和原生烟草品种后，摒弃了传统的旱烟晾晒法，全面推广了源自云南改良的烤烟技术。他们手把手地教当地烟农修建新式烤烟房，控制火候与湿度。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与尝试，烟叶从最初的焦黑苦涩，逐渐变成了色泽金黄、香气醇厚的上品。最终，他们成功稳定了两种不同等级的烟叶生产工艺，为制造不同档次的香烟打下了坚实基础。
另一项成果更加振奋人心。技术团对贵州那座几乎废弃的旧式火药厂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从矿石的开采筛选，到利用化学萃取法提纯硫磺与硝石，再到引入水力驱动的机械进行混合、碾压、造粒，一整套科学化的生产流程被建立起来。如今，这座工厂已经能年产高品质炸药四百吨，并且所有技术环节都预留了扩建增产的空间，足以支撑贵州未来的工业与国防需求。
电报的末尾提到，技术团已经在贵阳附近勘探选定了一处煤炭储量丰富、水源便利的区域，正在为贵州规划设计第一座现代化火电厂。蓝图已经绘就，唯一的瓶颈，是发电厂的心脏——大功率发电机组，这需要从国外采购，非贵州自身财力与技术所能解决。
放下电报，林景云心中升起一股满足感。这正是他想要的“借鸡生蛋”策略的延伸，一个工业化的贵州，将是云南最坚实的战略屏障。
他拿起第二份电报。这份电报的页数更多，字里行间都透着一股截然不同的气息。它来自戴戡，这位“护国三杰”之一的贵州督军，用的是亲笔信函的形式发来的电报，充满了浓烈的情感。
林景云的目光触及电文的开篇，思绪便不受控制地被拉回了一年多以前。
……
那时的贵州，在援黔技术团团长陈默的眼中，就是一个“苦”字。山路崎岖，百姓的面容和土地一样，贫瘠而干瘪。他们带着云南最好的农技、水利、工业专家抵达贵阳时，迎接他们的不只是戴戡的热情，更多的是当地官民深藏在骨子里的怀疑和麻木。
“云南人？他们来做什么？教我们种地？”在一个叫“干沟子”的村寨，村里的老族长吧嗒着旱烟，浑浊的眼睛里全是戒备，“我们祖祖辈辈都这么种烟叶，交上去的烟税可一分没少过。他们的地比我们好，产的粮食多，就想来教我们这些山里人怎么活？”
他吐出一口浓烈辛辣的烟雾，呛得周围几个技术员连连咳嗽。“这烟，劲儿大，抽着提神，就是刮嗓子。几十年了，都这个味。”
陈默没有争辩。他知道，对这些苦了一辈子的人来说，任何口头上的承诺都苍白无力。他只是带着团队，默默地在村外那片最贫瘠的坡地上扎下根来。他们带来了云南的烟草种子，也收集了本地的烟苗，分门别类地进行试种。同时，一座样式古怪的土砖建筑在所有村民的注视下拔地而起——烤烟房。
没人看得懂他们在做什么。那些云南来的“先生”，整天蹲在地里，像伺候祖宗一样伺候那些烟苗。他们甚至会用一些瓶瓶罐罐里的“神仙水”（稀释后的化肥）去浇地。最可笑的是收获烟叶后，他们不像本地人一样挂在屋檐下风干，而是小心翼翼地送进那座怪房子里，用火“烤”。
“疯了，真是疯了。”干沟子的村民们在田埂上议论纷纷，“好好的烟叶，不被他们烤成炭才怪。”
第一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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