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体弱多病，外婆给我戴上一枚祖传银锭。
她说这能辟邪保平安，却不知它正在吞噬我的阳气。
十八岁生日那天，我发现自己能看到别人身上的“死气”。
第一个看到的，是即将去世的班主任。
银匠后人告诉我：“这不是护身符，是借命符。”
而要取下它，需要找到当初埋下这银锭的祖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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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小就是个“药罐子”，这是村里人背地里给我起的外号。三天一小病，五天一大病，镇卫生所的白色木门坎，都快被我磨平了边角。咳嗽是刻在肺叶上的印记，发烧是夜里惯常来访的恶客。我瘦，瘦得像秋天田埂边最后一把枯稻，风一吹就摇摇欲坠。脸色永远是褪不去的苍白，嘴唇也少见血色，整个人像一张被雨水泡久了的旧宣纸，脆弱，单薄。
外婆看着我，总是叹气，浑浊的老眼里是化不开的愁。她求过神，拜过佛，用过各种偏方，收效甚微。直到我六岁那年，一场来势汹汹的高烧几乎抽干了我本就稀薄的生命力，昏沉中，我只记得额头上外婆冰凉颤抖的手。
后来，她翻箱倒柜，从那个散发着樟木和岁月味道的老木箱最底层，摸出了一个小布包，层层揭开，是一枚银锭。
那不是市面上常见的元宝形，反而有些像微缩的棺材板，方方正正，边缘却因年代久远而磨得圆润。正面刻着些看不懂的、扭曲的符文，背面则是一个模糊的、似字非字的印记。颜色是沉黯的旧银，没什么耀眼的光泽，掂在手里，却有种异样的沉。
外婆用一根褪色的红绳穿过银锭上方一个小孔，小心翼翼地戴在我的脖子上。那银锭贴上皮肤的瞬间，一股冰凉的触感猛地钻进胸口，激得昏沉中的我打了个哆嗦。
“囡囡，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能辟邪，保平安……”外婆粗糙的手掌摩挲着我的额头，声音带着一种我那时无法理解的复杂，“戴上它，病就好了，就没人能……拿走你的东西了。”
说来也怪，自那以后，我的病真的渐渐好了起来。虽然依旧比同龄人瘦弱，但至少不再那样频繁地进出卫生院。咳嗽和发烧，都变成了偶尔的、可以忍受的小麻烦。
这枚银锭，从此就再没有离开过我的脖颈。
它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像一颗冰冷的心脏，常年贴着我的皮肤。夏天，它被汗水浸得微湿，黏腻地趴着；冬天，它更是冻得像一块冰，需要我用体温去慢慢煨热。我习惯了它的重量和存在，习惯了洗澡时将它拨到一边，习惯了睡觉时它偶尔硌到锁骨带来的细微痛感。
红绳换了一根又一根，从最初的鲜红到后来的黯淡、发黑、断裂，再被外婆换成新的。只有那枚银锭，始终如一地沉坠在我的心口位置，颜色愈发黯沉。
随着年龄增长，一种无法言说的虚弱感，如同附骨之疽，始终缠绕着我。不是病，却比病更磨人。我总是容易累，精力不济，体育课永远落在最后，稍微跑动就心慌气短，眼前发黑。我的手脚，即使在酷暑，也常常是一片冰凉。脸色也再难红润起来，是一种常年不见阳光的、瓷器般的白。
我曾向外婆抱怨过这银锭戴着不舒服，冬天太冷。外婆总是立刻板起脸，用一种前所未有的严厉口吻告诫我：“不许摘！任何时候都不许摘下来！听见没有？这是保命的东西！”
她那不容置疑的态度，让我把后续的话都咽了回去。只是偶尔，在深夜醒来，摸着胸口那片冰凉时，心里会掠过一丝极淡的疑惑——这究竟是保命的符，还是某种……无形的枷锁？
时间推着我，跌跌撞撞地长到了十八岁。
生日的前一天，是个周五。南方的初夏，天气已经有些闷热，教室里的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搅动着混浊的空气。下午最后一节是班主任李老师的语文课。
李老师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男人，身材微胖，爱笑，说话时总喜欢挥舞着胖乎乎的手，粉笔灰常常沾满他的袖口。他待人温和，对我们这群临近高考焦躁不安的学生，总是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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