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众亦多骄悍难制。若处置不当，恐成肘腋之患。再者，接纳李密，便是与王世充彻底撕破脸，东线大战，势不可免。王世充新胜，气焰正炽，且据洛阳坚城，其势不小。”
房玄龄接口：“朝中对此亦有分歧。裴监等人认为，当拒李密于关外，以免引火烧身，可专力经营关中、陇右、巴蜀，待天下有变。世子府中亦有类似议论，认为当先巩固根本，不宜遽然东向。”
杨军默默听着，大脑飞速运转。他知道历史的答案：李渊父子最终接纳了李密，李密后又反叛被杀，但其部将如秦琼、程咬金、徐世勣（此时应在黎阳，后归唐）等则成为李世民麾下重要将领。王世充也确实是李世民下一个要击败的主要对手。问题在于，如何在这个过程中，让李唐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并且……自己能发挥何种作用？
“二公子之意如何？”杨军问道。他知道，最终决策权在李渊，但李世民的态度至关重要。
杜如晦与房玄龄交换了一个眼神，房玄龄缓缓道：“二公子认为，王世充是我军东出必除之障。与其待其整合完毕、根基稳固后硬撼，不如趁其新胜未稳、内部未靖之时，早图之。李密来投，正是契机。既可削弱王世充（收纳其敌），又可增强我军实力。关键在于，如何‘消化’李密，以及如何把握东进时机。”
杨军点头，这和李世民一贯主动进取的风格相符。他走到地图前，手指沿洛水、黄河一线滑动，沉吟道：“接纳李密，势在必行。然需有策略。其一，不可令其全军安然入关，聚于一处。可令其分批次，经不同关口（如潼关、武关）入境，我军派员‘引导’、‘协助安置’，实则分散其兵力，打乱其原有编制，便于掌控。其二，对李密本人，当尊之以虚爵高位（如高官厚禄，养于长安），厚待以安其心，实则剥夺其兵权。其三，对其麾下将领，则需区别对待。如秦琼、程知节等被迫暂降、素有勇名义气者，当以诚意结纳，委以小任，观其后效，逐步收为己用。其四，需立即加强潼关、武关及沿黄河防线戒备，以防王世充偷袭或李密部众生变。”
他顿了顿，继续道：“至于东进时机，确需慎重。王世充新胜，内部却有隐忧。其得位不正，清洗洛阳，诛戮异己，人心未附。新收瓦岗降卒数十万，良莠不齐，整合需时。我军则可趁此间隙，一面消化李密部，一面整顿关中，储备粮草，操练兵马。待其内部矛盾渐显，或我军准备充分，便可东出潼关，直指洛阳。具体时机，需持续收集洛阳情报，尤其是王世充与其部下（如段达、王仁则）、与瓦岗降将之间的矛盾。”
这一番分析，既考虑了眼前接纳李密的操作性，又谋划了长远的东进战略，且点出了王世充政权的内在弱点，与李世民的想法不谋而合。
杜如晦赞道：“杨兄思虑周全。尤其分化安置、区别对待之策，深合制衡之道。二公子已命我加紧收集洛阳情报，并着手拟定接纳李密的具体条陈。杨兄于钱粮调度、人员安置方面经验丰富，此事务必助我。”
“分内之事。”杨军应道，随即想到一点，“另有一事，或可提前着手。我军将来东进，无论走潼关-函谷道，还是武关-南阳道，舆图精度至关重要。前朝所遗图籍，于此多粗略谬误。我可抽调精通测绘之吏员，结合往来商旅、归附士人所述，先行着手绘制洛阳周边及主要进军路线之详图，尤其注重关隘、水源、粮产区标注。此事看似繁琐，却为未来用兵之眼目。”
房玄龄眼睛一亮：“此议甚好！知己知彼，舆图为先。杨参军可即着手办理，所需人手、钱粮，我协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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