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监国朱常沅在西南的强势崛起，与延平郡王郑成功在东南的凌厉攻势，如同两把巨大的铁钳，严重动摇了清廷在长江以南的统治。接连损兵折将、丧城失地，尤其是尼堪在桂林的大败，彻底激怒了北京的清廷中枢。年轻的顺治皇帝与摄政王多尔衮意识到，南明的抵抗力量已非疥癣之疾，若不倾力剿灭，恐成心腹大患。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划，一项规模空前、志在必得的全面围剿计划，终于出炉。
永历四年春，战争的阴云以泰山压顶之势，从三个方向同时扑向永历政权。
第一路，也是最主要的一路，由清廷新委任的“定远大将军”、 老谋深算的洪承畴亲自坐镇指挥。他整合了来自湖广、江西乃至部分北直隶的八旗与绿营精锐，总兵力超过十万，浩浩荡荡，自岳州南下，兵锋直指永历政权在湖南的北大门——长沙与衡阳。洪承畴用兵稳健，不急于求成，而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意图以绝对优势的兵力，逐步挤压永历军的生存空间，最终寻求决战，一举歼灭其主力。这一路，是决定永历政权生死存亡的主战场。
第二路，由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耿仲明之子）率领， 集结广东降清部队及部分八旗兵，约五万人，自广州向西，进攻广西的门户梧州、浔州（今桂平）。这一路的战略目的，是牵制永历政权在两广的兵力，使其不能全力支援湖南战场，并试图从侧翼打开缺口，威胁永历政权的后方基地桂林乃至肇庆。
第三路，则更为阴险。 清廷利用永历政权与大西军孙可望部的矛盾，遣使携重金、王爵诏书，秘密联络孙可望。使者许以“秦王”封号，并承诺若孙可望肯“弃暗投明”，助清廷剿灭永历，则可将云贵之地尽数封予他世守。此乃极其恶毒的“以汉制汉”、釜底抽薪之计。尽管李定国等部坚决抗清，但孙可望的态度顿时变得极其暧昧，在滇黔边境频繁调动兵马，对永历政权的西南侧翼构成了巨大的、潜在的致命威胁。
三路大军，合计超过二十万之众，从北、东、西三个方向，向永历政权压来。 烽火燃遍南中国，永历朝廷面临着自建立以来最严峻、最危险的生死考验。
告急文书如同雪片般飞入永州行在。朝堂之上，气氛凝重得几乎令人窒息。一些原本就信心不足的文官面如土色，甚至暗地里又提起了“暂避锋芒，退入滇黔”的老调。
“监国！洪承畴十万大军已过洞庭，兵临长沙城下！长沙守将紧急求援！”
“报！尚可喜、耿继茂部已突破西江防线，兵围梧州！”
“靖安司密报！孙可望与清使在昆明密会数次，其部将线国安已有异动，大军向滇桂边境移动！”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永州城内人心浮动。
危急关头，永历监国朱常沅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冷静与决断。他深知，此刻任何犹豫和退缩，都将导致全面崩溃。
他力排众议，在军事会议上斩钉截铁地定下了应对之策：
“收缩战线，攥紧拳头，集中兵力，先打垮最主要的敌人！”
东线（广西方向）： 任命老将焦琏为广西总督，全权负责广西防务。战略方针是 “依城固守，节节抵抗，拖延时间” 。放弃部分外围据点，集中兵力坚守梧州、桂林、柳州等核心城市，利用广西多山的地形，层层设防，不惜一切代价迟滞、消耗尚可喜部的进攻，为湖南主战场争取时间。同时，严令水师加强西江巡逻，袭扰清军补给线。
西线（云贵方向）： 这是最危险也最棘手的一路。朱常沅采纳沐涵的建议，采取 “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戒备为辅” 的策略。他亲自修书两封：一封致孙可望，言辞恳切又暗含警示，重申联合抗清大义，指出清廷封王乃是诱饵、离间之计，一旦永历覆亡，唇亡齿寒，清军下一个目标必是云南，望其以民族大义为重，勿中奸计；另一封密信致李定国，赞赏其忠义，告知其朝廷的困境，并暗示若孙可望有不轨之举，希望李定国能以大局为重，设法稳住滇北局势，朝廷必不负之。同时，命令驻守桂西的部队提高警惕，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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