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十七年九月，秋风带着肃杀之气席卷江南。南京文华殿内，监国朱常沅推行的度田清税新策，在经历了初期的激烈对抗与策略调整后，似乎进入了一种微妙的“僵持”阶段。然而，这表面的平静之下，改革正以另一种形式，更深地触及这个古老帝国的肌理与神经，激起更为复杂、也更为隐蔽的漩涡。
殿内的气氛与前几次的凝重激昂不同，更多了几分沉郁的审慎。朱常沅面前摊开的，不再是措辞激烈的奏报，而是数份来自三试点、行文冷静、数据详实，却字里行间透着更深忧虑的“阶段性条陈”。李元胤、沈廷扬、陈邦彦（已自南巡回京复命）、万元吉、沐涵等人分坐两侧，人人面沉似水。
“看来，陈卿南巡带回的调整方略，各地已在试行。”朱常沅放下手中蒋臣从南昌发来的条陈，声音平稳，“南昌方面，引入外府吏员，重定军屯份额，公开招租部分清出隐田……措施不可谓不用心。新增清出田亩，累计已近两万亩，自首及清出丁口，逾四百。表面看，成效显着。”
陈邦彦微微躬身，脸上并无喜色：“监国明鉴，臣与蒋臣、江西巡抚反复核查，此两万亩新增田亩，十之六七，皆为 中下田、山田、滩涂，且多系历年战乱抛荒、产权模糊 之地。真正从地方豪绅、卫所军官 口中夺回的上等膏腴，不足三成。至于新增丁口，多为老弱妇孺、依附佃户，青壮男丁、尤其是可充赋役的‘成丁’，隐匿依旧严重。”
他顿了顿，继续道：“更为棘手者，在于对策之反制。蒋臣奏报中所言‘士绅软抵抗转入地下’，今已现出清晰脉络。其法有三，尤以第三法，最为阴损，直击赋役根本。”
“讲。”朱常沅目光锐利。
“其一，曰‘田皮田骨，两相分离’。”陈邦彦显然深入调查过，“此乃江南旧弊，于今尤烈。豪绅将田产之所有权（田骨）与耕作权（田皮）分离，田骨或寄于故宦、寺观名下，或虚悬；田皮则辗转租赁，形成一田多主，一佃多东 之局。清丈时，只追田骨，则田主推诿不知；若问田皮，则耕者但知交租，不知地主。赋税徭役，竟无处落实。蒋臣在南昌县便遇数起，田亩明明已清出在册，然应纳钱粮，历年拖欠，追索之下，田骨之主言‘田已典卖，与我无干’；田皮之佃言‘但种田交租，赋役非佃户事’。官册有名，而税无所出！”
殿中响起一阵低低的吸气声。这是利用产权关系的复杂性，彻底架空朝廷的征税权。
“其二，曰‘赋役转嫁，摊丁入亩’——此‘摊丁入亩’，非朝廷均平之政，乃土豪转嫁之恶法！”陈邦彦语气加重，“朝廷清丁，本为均平徭役。然地方豪强，利用其掌控乡里、勾结胥吏之便，在编制新黄册、审定户等 时，将本应由其荫户、佃户、奴仆承担之丁银、徭役，或明或暗，转嫁 到那些清丈后田亩略有增加的自耕农、小地主 头上！更有甚者，操纵‘里甲’、‘粮长’ 之任，包揽钱粮，对小民额外加收‘火耗’、‘解费’，对豪绅则暗中减免。结果便是，度田之后，部分豪强税负未增，甚或略减；而众多老实自耕农、小地主，反因‘田亩增加、户等提高’，税赋徭役陡增！民怨沸腾，竟集于‘度田’本身，而不知罪在豪强与胥吏勾连！”
“岂有此理！”万元吉气得胡须直颤，“此乃移祸江东，败坏新政！”
“还有其三，”陈邦彦神色无比凝重，“此法最为致命，直指朝廷度田之根本目的——财政增收。臣在南昌暗访得知，地方应对朝廷‘溢功奖赏’、‘严惩舞弊’之策，已形成一套心照不宣的‘共谋’。胥吏、豪绅、乃至部分州县佐贰官，联手做高‘清出田亩、丁口’的数字，以应付考成，领取奖赏。然，所报新增赋税额度，却远低于应有之数。其手法，或在核定田亩等则 时故意压低，或在折算银钱 时高报折耗，或在征收环节 故意拖延、豁免。最终，账册上田亩丁口大增，朝廷颜面有光，地方官胥获奖，豪绅利益无损，而国库实收，增长寥寥！此所谓‘数字出政绩，政绩出官位，而国帑依旧虚’！”
“好！好一套‘阳奉阴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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