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比例是固定的，避免税官对不同的商人随意加税、减税，堵住了牟利的空间，严格的监管也遏制了贪污的行为，朝廷的收入大增。
李纯认为，盐业改革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典型案例。以前朝廷进行全面垄断，导致价格高昂，百姓深受其害，真正的利益却被走私者和贪官污吏拿走，朝廷得到骂名却没有增加收入。
改革以后，虽然食盐价格降低了，但是通过充分竞争，降低了生产和销售的成本，采取固定比例税收和严格监管，解决了涉事官员徇私舞弊的问题，这样一来朝廷的收入反而增加了很多。
盐业改革的经验出来以后，朝廷又在铁政上推广，把铁铜金银等金属行业，从采矿、到生产、再到销售，朝廷全部放开给百姓，鼓励人们积极介入金属加工行业，朝廷只在采矿、生产、销售过程中，按照生产量和销售额来抽成收税，其他的基本放开。
铁器和其他金属是当时的重要物资，社会需求很大，成本下来了，价格也降低了，老百姓买的就多了，生产量和销售量提高了不少，税收跟着增加了。
通过盐铁新政，食盐和金属都大幅降低价格，方便了人民，税收也增加很多，全国的一年税收由1300万贯，增加到1900万贯，朝廷的的财政实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靠着朝廷财力的支持，左右神策军汰弱留强，采购装备了不少火器。
李纯还想进一步打破限制，让全国的商品都方便流通起来，但是藩镇割据的限制，束缚了这项工作。
元和三年下半年，朝廷为了选拔人才，开始进行第二次科举考试，李纯由于事务繁忙，便任命礼部尚书杨于陵主持科举选士，力求再选拔一批人才上来，没想到这次科举引发了朝廷的一次动荡。
李纯自登基以来，根据个人的观察和喜好使用一些官员，对官员队伍也形成了一些影响，这些官员通过两年多的分化，逐步形成了四个派系。
一是循吏派，以李吉甫、裴垍、武元衡为首，主要是一些能办事、会办事的官员，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处事的方式与李纯契合，深受重用。
二是诤臣派，以李绛、卢坦和大理寺卿陈达封为首，这些人直言敢谏，虽然有些刚直，但是总体还是好的，李纯也愿意用他们。
三是勋旧派，以高郢、郑珣瑜、卢从史、裴均为首，这些人都是前朝遗留的老臣，能力一般，有的甚至还有劣迹，但是由于朝中缺乏人才，而且不愿搞出矛盾，就只能先用着。
四是清流派，以礼部尚书杨于陵、侍郎王涯、翰林学士韦贯之等人为主，这些人能力一般，但是喜欢品头论足、崇尚空谈，李纯对他们不太感冒，也是姑且先用着。
清流派看到循吏派得势，心中非常不满，认为他们虽然有些能力，但是操守不好，做事原则性不强，对皇上投其所好，有时还投机取巧、施展权谋，对李吉甫意见最大。
历朝以来，科举选士都是一个敏感事务，求情请托、徇私舞弊、拉帮结派的情况层出不穷，而且由于主考官的不同，每次科举选士的标准和方向也不同，考官的喜好和偏向决定了选取哪些士子成为进士。
此次科举，恰好是杨于陵作为主考官，王涯和韦贯之参与，他们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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