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海域的晨雾尚未完全散去，海面上波光粼粼，一支规模不大却气势十足的船队正破浪向东而行。
十艘通体漆黑的福船在海面上一字排开，船身彼此相隔不过数百米，既保持着阵型，又能相互照应。
每一艘都是大明水师眼下最精良的大型福船，吃水极深，船舷高达三丈，甲板上整齐排列着十二门碗口铳，船帆上悬挂着的明黄色“明”字大旗，在海风的吹拂下猎猎作响，老远便能望见那属于天朝上国的威严。
为首的福船船舷上，用白色矿物染料工整地写着“镇海号”三个大字，笔锋遒劲，在阳光下格外醒目。
甲板之上，李景隆身着青色织金飞鱼服，腰佩战刀，正凭栏而立，目光紧紧锁定着东方海平面。
片刻后，他眼中闪过一丝亮色，嘴角忍不住勾起一抹笑意——远处海天相接之处，已然能望见一道模糊却庞然的陆地轮廓。
“果然和海图计算的分毫不差，终于要到高丽了。”李景隆缓缓放下望远镜，语气里带着几分如释重负的感叹。
这支船队从天津卫水师码头出发，出渤海湾时曾遇过半日的风浪，后驶入黄海，一路顺风顺水，算下来已在大海上航行了整整半个月。
于常年航行的老水手而言，六天或许不算漫长，但对多数初次远海航行的将士来说，这日子却显得格外煎熬。
福船虽号称“巨舰”，可甲板与船舱的空间终究有限，绕着甲板走一圈不过几分钟，舱内更是狭窄逼仄，除了存放货物的舱室，将士们的住处只能容下一张硬板床，连转身都得小心翼翼。
船上的生活枯燥得近乎单调：每日清晨伴着海浪声起身，检查船帆、铳炮，而后便是重复的操练、擦拭兵器，到了夜晚，除了轮值的哨兵，众人只能挤在船舱里，听着海浪拍打船身的“哗哗”声发呆。
没有丝竹悦耳，没有市井喧闹，连新鲜的蔬菜都早在第三天就吃完了，如今顿顿只能啃干饼、嚼腌肉。
更难熬的是船只的颠簸，即便黄海风平浪静，船身也会随着涌浪微微晃动，不晕船的人尚且能忍受，晕船的人则堪称“生不如死”——吃什么吐什么，连胆汁都快吐出来，只能虚弱地躺在床板上，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
万幸的是，李景隆自幼随父亲李文忠去过江南水乡，坐惯了乌篷船，对颠簸的耐受度远超常人，这六天里他不仅没晕船，还能每日登上甲板查看海况、操练将士，精神头始终饱满。
可他身边的徐增寿就没这么幸运了——这位国公府的公子自出海第一天起就开始晕船，起初还强撑着在甲板上待着，后来实在熬不住，干脆躲在船舱里，直到昨天才勉强能扶着船舷站一会儿，脸色至今还是苍白的。
“增寿，你瞧，前面就是高丽的陆地了，再忍忍，到了港口就能好好歇着了。”李景隆回头看向缓步走来的徐增寿，笑着递过去一壶温水。
徐增寿接过水壶，抿了一口，苦笑着摇头：“这大海可真不是人待的地方，亏得你还能这么精神。”
他顿了顿，目光望向远处的陆地轮廓，语气里多了几分认真，“说起来，咱们选择水师这条路，倒也选对了。”
这话并非虚言。
论个人勇武，李景隆与徐增寿远不及常茂、邓镇那般能冲锋陷阵；论行军布阵，也比不上徐辉祖、冯诚这些常年驻守边疆的将门虎子。
可二人都看得明白，经过洪武年间的数次北伐，徐达、李骜、李文忠等名将率军横扫漠北，将北元势力驱至苦寒之地，加上李骜此前深入草原、生擒北元大汗，更是彻底击碎了蒙古部落的反扑之心——如今的北疆，蒙古诸部四分五裂，有的西迁中亚，有的依附大明称臣，剩下的残部连温饱都难以维系，根本无力组织大规模入侵。
短时间内，北疆战场已无大的战事可打，若还执着于在北疆求军功，无异于守着干涸的池塘捕鱼，难如登天。
反倒是东海海域，近年来局势愈发复杂，处处暗藏机遇。
一方面，倭国正逢南北朝分裂，国内战乱不休，大量溃兵、浪人沦为倭寇，驾着小船袭扰大明东南沿海，劫掠百姓财物，甚至一度攻进县城，成为沿海的心腹之患，朝廷急需强大水师荡平倭寇、护佑海疆；另一方面，高丽、琉球等藩属国与大明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江南的丝绸、瓷器，中原的铁器、茶叶，在海外市场供不应求，而海外的人参、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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