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大明境内实业兴旺、军务稳固，处处呈现欣欣向荣之势时，隔海相望的高丽却突然传来剧变——蛰伏多年的高丽大将李成桂，终于按捺不住野心，迈出了篡权夺位的最后一步。
此前，李成桂凭借平定倭寇、抵御北元的战功，早已在高丽军中积累了极高威望，麾下心腹遍布朝野。
这一日，恭让王按照此前与李成桂的约定，准备从北泉洞宫出发，前往楸洞的李成桂府邸举行同盟仪式，以此稳固双方关系。
宫中仪仗早已整齐排列，侍卫、内侍各司其职，恭让王身着正装，正要登辇启程时，李成桂的党羽——守门下侍中裴克廉，却突然率领数百名甲士包围了北泉洞宫，阻断了恭让王的去路。
与此同时，裴克廉的同党则直奔内宫，向恭愍王遗孀王大妃安氏逼宫。他们手持早已拟好的“废王诏书”，以“恭让王执政无方，致使高丽内忧外患，百姓困苦”为由，逼迫王大妃签署诏书，废黜恭让王的王位。
王大妃势单力薄，面对甲士的威胁，深知反抗无用，只能含泪从命，在废诏上盖下印玺。
恭让王得知消息后，无力回天，最终被裴克廉等人软禁，正式被废。
次日，王大妃按照裴克廉等人的安排，下旨命李成桂“监录国事”，暂代高丽政务，为李成桂登基铺路。
随后，李成桂的心腹日官柳芳泽、卢乙俊等人，以“占卜天象、推算吉时”为由，宣称七月十七日乃是“天命所归”的良辰吉日，最适合举行登基大典。
七月十六日，裴克廉率领五十余名文武官员，一同前往李成桂的府邸“劝进”。面对众人的拥戴，李成桂却故意表现出惶恐不安的样子，命家丁紧闭府门，拒不接纳众人，还让人传话说“自己无德无能，不敢觊觎王位”。
裴克廉等人早已摸透他的心思，见状直接推开府门，簇拥着进入院内，将象征高丽王权的国印双手捧到李成桂面前，再次恳请他登基。
李成桂依旧假意推辞，以“自古王者之兴，非有天命不可，余实否德，何敢当之”为由，反复强调自己“只想辅佐明主，不愿僭越称王”。
如此推脱数次后，见“劝进”的氛围已足够浓厚，李成桂才装作“顺应天命、难违众意”的模样，松口答应考虑。
到了七月十七日这天，裴克廉等人早早便率领文武百官、宫中仪仗来到李成桂府邸。
在众人的簇拥下，李成桂身着早已备好的王服，缓步走出府邸，登上王辇，前往寿昌宫。
抵达寿昌宫后，他在大殿之上接受百官朝拜，正式登上王位，高丽的王权就此完成了从王氏到李氏的更迭。
但李成桂深知，仅凭武力夺权远远不够——高丽作为大明的藩属国，新君即位若得不到宗主国的认可，不仅难以服众，国内那些忠于王氏的土大夫群体更会借机发难，甚至可能联合外部势力掀起叛乱。
这高丽儒学源自于中原王朝，自唐宋以来便深度融入其政治与文化体系，所以同样讲究宗法礼制，甚至比之中原儒学更加固守传统、看重正统。
在高丽士大夫眼中，“君权天授”需依托“宗主认可”来印证，王氏家族统治高丽数百年，早已被视为“正统”的象征，而李成桂以武力废王自立，本就不符合宗法礼制，若再得不到宗主国大明的册封，便会被贴上“僭越者”的标签。
这些士大夫大多深受儒学熏陶，将“忠君”“正统”视为立身之本，一旦认定李成桂的政权“非正统”，便会不惜一切代价反对——或著书立说抨击其合法性，或暗中联络王氏残余势力，甚至可能勾结北元、倭寇等外部力量，搅乱国内局势。
届时，李成桂即便掌控了军队，也会陷入无休止的内耗，刚建立的新政权随时可能崩塌，这也是他为何急于求得大明认可的核心原因。
因此，他即位当天便召集心腹商议，定下了“尊明示忠”的策略。
即位第二天，李成桂便以“权知高丽国事”的名义，派遣门下侍郎赵胖为使者，携带厚礼出使大明，向朱元璋通报自己即位的消息。
为表谦卑，赵胖出发前，李成桂特意叮嘱他：“见大明皇帝时，需行三跪九叩之礼，言辞务必恭敬，不可有半分傲慢，务必让大明知晓我对宗主国的尊崇。”
与此同时，李成桂又挑选艺文馆学士韩尚质为副使，让他带着两个国号方案一同前往——一个是“朝鲜”，取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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