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标看向李骜，语气凝重：“阿骜，你反对‘建文’年号，可有更好的提议？”
方孝孺一听这话，顿时就有些急了。
他是浙江宁海人，父亲方克勤，洪武年间曾任山东济宁知府，奉公守法，因此方孝孺自幼受到良好家风，乡亲们称他为“小韩愈”
后方孝孺拜宋濂为师，跟着宋濂学习，宋濂的门生中的知名文人都不及他。就连前辈的胡翰、苏伯衡也自认不如，方孝孺反而轻视文辞写作的学问，常以宣明仁义治天下之道、达到时世太平为己任。
洪武十五年，因吴沉、揭枢的推荐，方孝孺被朱元璋召见，朱元璋欣赏他举止端庄严肃，对皇太子朱标说：“这是一个品行端庄的人才，你应当一直用他到老。”随后按照礼节送他回家，因为这还不是用他的时候。
洪武二十五年，方孝孺又因为别人的推荐被召到宫廷，老朱还不准备用他，希望方孝孺经历打磨变得沉稳一些，辅佐太子朱标，不过朱标却举荐提拔方孝孺进了翰林院，老朱也没拒绝。
现如今，作为大儒宋濂的得意弟子，方孝孺早就成了士林代表，其文章，醇深雄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因太子朱标赐名其读书处为“正学”，所以人称“正学先生”。
他自幼便天资卓绝，跟随宋濂钻研经史子集，尽得师门真传，笔下文章不仅引经据典、字字珠玑，更饱含着读书人经世济民的抱负与情怀，无论是针砭时弊的策论，还是阐发义理的散文，皆写得大气磅礴、掷地有声。
一篇新作甫一问世，便会从京城的文人士子间迅速传开，抄录的纸卷在江南的书院、北方的学宫流转，士子们争相诵读，奉为圭臬。
方孝孺为人又极重名节，秉持着“明王道、致太平”的信念，在士林之中声望日隆，俨然成了天下读书人的精神领袖。
太子朱标素来敬重饱学之士，对他的才学与品行更是赞赏有加，亲自为其在京城的读书之所题写“正学”二字匾额，以此褒扬他恪守圣贤之道、砥砺名节的操守。
自此之后，“正学先生”的名号便传遍天下，凡提及方孝孺者，无不对其才学德行称颂不已，连洪武皇帝朱元璋也对他的文章赞不绝口，常召他入宫讲学论道。
正因为如此，方孝孺此刻才会提出“建文”年号，试图为文臣缙绅谋取话语权。
毕竟洪武朝因天下初定，无可争议的重武轻文，开国诸将手握兵权，戍守四方，朝堂之上武将的话语权远胜文臣，就连六部尚书见了那些开国功勋，也需礼让三分。
为了稳固新生的大明王朝，洪武皇帝更是以铁血手段整肃吏治，动辄兴起大狱，文臣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别说与帝王共治天下，就连保全自身都需处处谨慎。
这般局面，让以方孝孺为首的文臣缙绅早已心生不满。
他们自认饱读圣贤书，身怀治国安邦之策，却只能屈居武将之下，仰人鼻息。
如今新帝即位，朱标仁厚宽和，素来敬重文臣，这正是他们翻身的绝佳时机。
方孝孺提出“建文”二字，便是要借着新帝登基的东风，高举文治大旗，扭转洪武朝重武轻文的格局。
若是新帝即位，还继续沿用洪武朝的铁血集权思路，重武轻文，那文臣缙绅的出头之日便遥遥无期。
唯有以“建文”为年号，昭告天下新朝以文治国，才能让文臣集团堂而皇之地走上朝堂中央，分得更多权力，进而实现他们“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终极夙愿。
“陛下还请三思！”方孝孺再次出言，声音带着几分急切，躬身叩首道：“‘建文’二字，绝非臣一时兴起之言，实乃深思熟虑、契合天命之举！洪武朝以武功定天下，扫清寰宇，如今四海升平，万民安定，正该以文治润化天下，抚平战乱之痕。”
“‘建文’年号，上承天意，下顺民心，既彰显陛下仁厚之德，又能凝聚天下士子之心，让四海贤才皆来归附，共襄盛世伟业。臣敢以性命担保，此年号定能让大明江山永固，万代千秋！”
他俯身在地，脊背挺直，言辞恳切，字字句句都透着对“建文”年号的执着。
座下文臣也纷纷附和，恳请朱标收回成命，重定年号。
然而，朱标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眉宇间不见半分波澜。
方才李骜的一番话，早已如醍醐灌顶，让他看清了这“建文”二字背后暗藏的权力倾轧。
朱标很清楚，自己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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