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总想着把朝政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但凡有人敢挑战他的权威，或是碍了他的眼，必欲除之而后快。
参议李饮冰、杨希圣，不过是在议事时与他意见相左，稍微冒犯了他的权威，李善长便立刻罗织罪名上奏皇上，硬生生将两人黜免流放，手段之狠，连朝堂老臣都暗自心惊。
更不必说与中丞刘基的争斗——只因在法令修订上各持己见，李善长便当众辱骂刘基，言语刻薄如刀，逼得刘基自知在朝中再难立足，只能请求告老还乡，才得以保全自身。
李善长不仅要掌权，还要让所有朝臣都依附于他。
那些年，淮西籍官员在他的庇护下横行朝堂，非淮西系的官员则处处受排挤，连徐达、常遇春这等武将都要让他三分。
他借着丞相的权柄，安插亲信、打压异己，把中书省变成了自家的后院，这哪里是贪权，分明是想做朝堂的“二主子”！
此外，李善长还居功自傲，当权势地位到了顶点，他甚至对老朱都失去了敬畏之心。
仗着开国首功的身份，他在朝堂上越发骄纵，有时连老朱的旨意都敢阳奉阴违。
当年议定官制时，老朱已明确提出要精简机构，他却坚持保留中书省的冗余职权，理由竟是“丞相统摄百官，不可削弱”，全然不顾君权与相权的平衡。
更有甚者，在一次朝会上，老朱问及江南赋税改革的细节，他竟以“此事臣已办妥，陛下无需细究”搪塞过去，言语间的轻慢显而易见。
这种“功高盖主”的姿态，彻底引起了老朱的反感。
老朱出身草莽，最忌臣下恃功而骄，尤其容不得有人挑战皇权的绝对权威性。
李善长的种种行径，无疑是触碰到了大明皇帝的逆鳞——你可以有功，可以有权，但绝不能凌驾于君权之上。
于是，洪武四年，老朱借着“天下初定，宜休养生息”的由头，强行逼迫李善长致仕，收回了他手中的相权。
这既是对他的敲打，也是皇权对相权的一次强硬压制，只可惜，李善长并未真正收敛，反倒将这份不满藏在心里，为日后的祸端埋下了伏笔。
叹了口气，老朱看向李骜，语气郑重：“善长老了，也怕了。他如今这样，跟废人没什么两样。你觉得，该如何处置？”
听到这话，李骜顿时心中一动——老朱这是把决定权交给了他。
再者，他也听出了老朱的话外之音。
李善长老了，也怕了，而且更是废了。
他主动做出切割，遣散党羽、断绝联系，早已没了当年呼风唤雨的能耐，不再是朝堂之上那棵根系盘错的参天大树，顶多算是一截枯木，再难掀起风浪。
所以杀不杀他，好像都没有必要了。
站在老朱的角度去想，他肯定是不忍心杀李善长的。
毕竟，老朱要是真想杀李善长，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发时，以李善长与胡惟庸的姻亲关系，以及那些若有似无的牵连，随便罗织个罪名就能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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