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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略看了几眼，把信放回案上，抬眼看何鑫：“朝中其他几位大人……都不满桑公？”
何鑫摇了摇头，嘴角有点苦：“二位将军是姻亲。丞相主持议论，倒是在会上替他挡了几句。但丞相年老，进殿都需乘车了……而贤良文学他们，人太多了。长安现在的风向很明显，大汉要休息，想把旧账算清楚。”（按：《汉书》载千秋年老得乘小车入宫殿，一事未说明具体年份，一般以为当在昭帝初年。田千秋因此又被称为“车千秋”。）
赖丹沉默良久，忽然问：“那我们呢？我们这城，是旧账还是新账？”
何鑫看着窗外黑沉沉的沙丘：“我们是边地。边地最怕的不是风向变，是风向变了还要你继续顶着。”
赖丹那一夜几乎没睡。他第一次清晰意识到，校尉城的命，不只在水和粮，也在长安的斗争里。
始元七年春寒未尽。驿骑奔入校尉城，蹄声急得像要踩碎城门。
何鑫接过诏告副本，只扫一眼，脸色就白了。
诏告的意思很明确：上官桀父子与燕王、长公主男宠丁外人等谋逆败露，上官和丁家族诛；桑弘羊亦以同罪，诛灭其家。（注：作为主谋的燕王和长公主自杀。燕王妻妾有数人殉死。从史料来看，桑弘羊很可能并没有参与谋逆，仅和上官桀有所交流，但也被霍光借机除去。）
燕王、上官和桑家的部属也多有得罪者。如今正在天下通缉同案犯人，征求出首之人。有敢藏匿逆党者亦视为同犯。
消息像一块石头砸进城里。
守卒与工匠先是愣住，随后是低低的恐惧在营中蔓延——他们大多不懂长安的派系，但有个简单的道理谁都能懂：辅政大臣这样的大人物，忽然之间就全家被诛了。那谁又知道明天被杀的又会是谁？
更让人心惊的，是诏告里夹着的两个名字和处置：苏武，夺官。苏元，处死。
何鑫知道，苏元是苏武出使之际，留在长安的独子。
城里有人曾见过苏武路过校尉城，那位老使者的背影还在记忆里。
听说他归朝后被封典属国，主管与外族交往事务，朝野无不服膺。
如今忽然老年丧子，被夺位去职……所有人对“忠与功”的信心都仿佛被突然插了一刀。
几日后，何鑫读罢新来家书中的内容，低声说：“听说苏元和燕王都主张苏大人功大，典属国不足偿。所以就……据说有人犹觉不足，还想要治苏大人死罪。大将军把奏章压下去了，只除官。若不是他名望太重……也未必压得住。”
赖丹听到这里，掌心发凉。
他想起苏武那句“人心急”，忽然明白：急的不只是边地的人，长安，乃至天下，都有些人很急。
急着要找一个出口，对过去那些难堪的年岁有一个“结算”。
桑弘羊这样的大员，也成了被拿去偿债的人。
他不是第一个。那，他会是最后一个么？
城里气氛一度几乎要崩。
有人夜里悄悄问：“校尉，我们是不是也要被问罪？”
赖丹没有发火，只说：“我们只守粮守水。朝廷要我们做的事，就写在印绶里。印绶还在，城就还在。”
这时，丞相田千秋派来的慰问使者到了，带着简短却分量很重的口信：“校尉城所任，仍在屯田积谷、资使续戍。士卒无扰，务守法度。”
这既是安抚，也是划界——你们只要把粮种出来，水挖出来，把路撑住，就别卷入长安的风浪。
有了这句话，军心才勉强定住。
在这种恐惧里，井渠不再伸长。屯田面积一时间也不再继续扩大。
只有地下的水依然潺潺流过，像不肯理会人间祸福的旧神。好在粮仓渐渐丰满一些，人心也才稍稍活一点。
同年秋，赖丹派人向故国扜弥送信。
信不长，说的事情却很大：他强烈建议扜弥王庭学习汉制，立官署、定赋役、修渠堰、筑方城（注：扜弥故都为斯基泰式圆城。）。
赖丹在信里写得直白：扜弥旧都本就靠河养命，河水一弱，城就像老人气喘。
不利治，亦不利守，要另择高地近水处，仿汉制建方城（按：20世纪考古发现，距圆沙古城约80公里的喀拉墩遗址可能就是扜弥西汉中后期都城。东汉扜弥再度迁都宁弥，改称拘弥），用直线与角楼把秩序写进城墙里。
新王是赖丹从未谋面的弟弟。他和国中长老也早有意迁都，但不少人对改圆为方有所疑虑。
国王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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