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的寒风如刀般割过山海关的城墙。
西大街尽头，王记铁匠铺的后院却透出昏黄的光亮。沈砚之裹着深灰色的棉袍，站在院中那棵老槐树下，看着铁匠王大山将最后一块烧红的铁坯夹到砧板上。
“叮当、叮当……”
锤击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每一声都像是心跳，沉稳有力。
沈砚之静静等着。他知道，王大山打铁时从不与人说话，这是祖传的规矩——打铁要专心，分心不得。
铁坯在王大山手中渐渐成形，是一把宽背砍刀的形状。炉火映着他黝黑的脸上滚落的汗珠，那双常年握锤的手粗壮如铁钳。
终于，王大山将成型的砍刀浸入水桶，“嗤”的一声，白雾蒸腾。
“沈少爷久等了。”王大山用围裙擦着手，转身打开后院的小屋门，“外头冷，屋里说话。”
屋内陈设简陋，一张木桌，两条长凳，墙角堆着打好的农具。火盆里炭火正旺，驱散了寒意。
王大山给沈砚之倒了碗热水，自己则从墙角摸出个酒葫芦，仰头灌了一口。
“您父亲在世时，常来我这小铺子。”王大山开口，声音低沉如铁，“最后一次来，是光绪三十四年春。”
沈砚之心中一紧。光绪三十四年，正是父亲遇害的前一年。
“沈老爷那日也是深夜来访，和您今日一样。”王大山又喝了口酒，眼神望向窗外的黑暗，“他问我：‘大山，若有一日，朝廷要亡这天下，你我该如何自处？’”
“您父亲怎么答的？”沈砚之轻声问。
“我说，我王大山一介铁匠，不懂这些大道理。沈老爷便说——”王大山顿了顿，仿佛在回忆每一个字，“‘大厦将倾，蝼蚁尚知趋避。何况人乎？’”
沈砚之握紧了手中的粗瓷碗。
父亲的话，与他这些日子反复思考的不谋而合。清廷腐败无能，列强环伺，百姓苦不堪言。武昌的枪声已经响起，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您父亲走后，留下了一样东西。”王大山起身，走到墙边，移开墙角的几块地砖，从地下取出一个油布包裹。
包裹放在桌上，王大山一层层打开。
里面是一把短柄火铳，样式老旧，却保养得极好。旁边还有一个铁盒，盒中整齐排列着二十发子弹。
“沈老爷说，如果有一天，您来找我，就把这个交给您。”王大山抚摸着火铳黝黑的枪管，“他还说，山海关是天下咽喉，锁钥之地。若有变，此地一动，天下皆惊。”
沈砚之拿起那把火铳。触手冰凉，却仿佛能感受到父亲留下的温度。
“王师傅，”沈砚之抬头，“您可知我今日为何而来？”
王大山又灌了一口酒，放下葫芦：“这半月来，您的人在西城、南城各处走动，联络了码头的脚夫、东街的皮货商、甚至守城营里的几个老兵。沈少爷，山海关不大，有什么事是瞒得住人的？”
沈砚之心中一凛，随即释然。既然王大山能说出这些，说明他一直在暗中观察，甚至可能有意无意地为他的行动提供了掩护。
“那您觉得，我做得对么？”沈砚之直视着王大山。
“对错，我这粗人说不好。”王大山摇摇头，“但我记得光绪二十六年的事。八国联军打来，朝廷跑了，留下百姓任人宰割。山海关被俄国兵占了三个月，烧杀抢掠，我亲眼看见隔壁老李一家五口全死在他们刺刀下。”
他的声音平静，但握酒葫芦的手青筋暴起。
“那年我才十七，想报仇，可我有什么？一把铁锤？”王大山苦笑，“沈老爷后来偷偷组织乡勇，我是第一批加入的。他教我们用土枪、设陷阱，在山里跟俄国人周旋了整整一个冬天。那是我这辈子干过最痛快的事。”
沈砚之知道这段往事。父亲在世时偶尔会提及，却总是轻描淡写。如今听当事人说来，才知其中凶险与热血。
“王师傅，”沈砚之将火铳小心放回油布包，“如今武昌已经起义，南方十余省相继光复。山海关地处要冲，若能在此起事，必能震动北方，为南方革命减轻压力。”
王大山沉默了。他起身，往火盆里添了几块炭。
火星噼啪作响。
“沈少爷，您知道山海关现在有多少守军么？”王大山问。
“约两千人。其中八旗兵五百，绿营一千，新军五百。”沈砚之早有准备，“但八旗兵腐化不堪，绿营军心涣散，真正有战力的只有那五百新军。”
“还有从奉天调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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