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出门，也不能按时吃饭。他曾念叨着 “脑子一片空白，写不出来”“来不及了”，这些话语道出了无数青年教师在感性 deadlines 前的绝望。
面对这种困境，有人选择离开。秦老师从预聘副教授岗位离职后转行做了心理医生，他坦言：“与其说打倒我的是‘非升即走’，倒不如说是一种绝望与挫败的感受。七年里我像西西弗斯推着石头，永远达不到山顶的指标。” 现在的他虽然暂时没有收入，却找回了 “学习的兴奋和好奇”。袁老师从 副研究员岗位离职后，进入大厂医疗部门，不仅拿到4000多 万元的订单，还与国家癌症中心合作在《柳叶刀》发表论文，证明 “在企业同样可以做好科研”。张老师在赔付 14 万元违约金后自主创业，为高校教师搭建交流平台，她说：“外面的世界比我想象中大得多。”
也有人在体制内找到突围之路。我校 “90 后” 叶博士入职不到 4年，就通过战略性人才职称评审制度从助理教授破格晋升为教授。她在国际顶尖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将生物育种经济研究写进《科学》杂志，取得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历史突破。这种破格晋升得益于学校人事评价改革，为真正有潜力的青年学者开辟了快速通道。我校推行的教学专长型职称评审政策，也让专注课堂教学的教师能凭借教学业绩晋升，打破了 “唯科研” 的单一评价体系。
更多人仍在坚守与妥协中挣扎。某医科大学的青年教师为发表高影响因子论文，将本科一次完成的临床研究拆分为 3 篇短文分别投向不同期刊，导致论文平均被引率下降 21%，却换来了职称晋升。某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师为晋升副教授，人均发表 CSSCI 论文 9.3 篇，是十年前的 3.1 倍，导致 “一稿多投” 现象查处率五年上升 47%。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代青年学者在学术理想与生存压力间的艰难抉择。
2024年，多所高校在人才招聘公告中明确提出无 “非升即走” 要求，引发广泛关注。这种转变并非回到 “大锅饭”，而是对制度异化的集体纠偏。改革方向包括：评价标准从 “唯成果” 转向 “多维度”，让课堂质量与论文质量同登天平；聘任期内从 “一考定去留” 转向 “全过程护航”，提供足额启动经费和中期诊断；考核结果从 “学校独断” 转向 “阳光申诉”，建立多元评聘体系；完善离职教师的社会保障托底。
这些改革回应了学术界的深层需求。我校人事处姜处长建议，应 “破立结合” 推进教师评价改革，突出教书育人导向，实行多维综合评价，注重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更重要的是，要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世界知名学者从大学毕业到崭露头角平均用时 7.4 年，从崭露头角到代表作问世平均需要 13.7 年，远长于现今多数高校 6 年的准聘期。
对青年学者而言，打破思维边界同样重要。正如从学术界转型工业界的袁教授所说：“最重要的还是审慎思考、遵从内心。到底是喜欢科研本身，还是在乎‘教授’‘杰青’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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