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读到阮文孝被俘后问许建军“1965年你们帮我们打美国，现在为什么打我们”，她突然停下——
炉子里的煤块“噼啪”爆了个火星，她却像没听见，脑子里反复转着这句话。
之前读的战争小说，总把“敌人”写得面目模糊，可许成军笔下的阮文孝，会攥着母亲织的布包，会迷茫“为什么要开枪”，他不是“坏人”，是被时代裹着走的普通人，和许建军、黄思源没两样。
“原来战争不是非黑即白。”
宋沅歌在笔记本上飞快写，字迹比平时急了些，“阮文孝的迷茫，是.是没人想打仗，可命运推着人站在对立面。”
她想起自己之前写的短篇，总在“好人”“坏人”里划界限，此刻突然觉得格局小了，像在未名湖的冰面上走，不敢踩深了。
越往后读，她越觉得手里的杂志重。
看到黄母把黄思源的木梳放在箱底，每年晒被子时都拿出来擦一擦；
看到许建军带着酱菜坛子走在黄家村的路上，左肩的伤疤在阳光下泛红；
看到结尾“许念安拽着许建军衣角问木梳”，那句“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突然撞进心里。
宋沅歌的眼眶猛地热了，赶紧别过脸，怕梁芳芳看见，却不小心碰倒了桌上的菊花茶，水洒在笔记本上，晕开了刚写的字迹。
“小心点！”
梁芳芳赶紧递过抹布，“这书你也能哭？我还以为你这种写短篇的，看什么都能挑出毛病。”
宋沅歌：“我就一小作家，还没发表几篇短篇，跟这种能写出这种恢弘大作的天才哪能比！”
梁芳芳：“有时候人比人气死人，他也才20岁，跟咱年纪一边大~”
“沅歌，我觉得你可以认识认识哦！你长得这么好看~以后我也有的吹，许成军对象是我室友~”
“什么啊！好好说话！芳芳！”
“你不行让周丽丽给你介绍一下~北医‘王熙凤’这么大的名声还能让她白得了？”
俩人笑闹一阵，又低头沉浸在小说世界里。
宋沅歌想起之前听中文系的同学说“上海有个年轻作家，把战争写活了”。
现在再读，多少有了点不一样的感受。
这不是写活了战争，是写活了战争里的人，那些会哭、会愧疚、会迷茫的人，不是符号，是能摸到温度的邻居、朋友、兄弟。
读到“钢枪可以保卫家园，却无法守护逝去的灵魂；红绸能够包扎伤口，却难以抚平心中的创伤”时，宋沅歌突然合上书，靠在椅背上，盯着煤炉里跳动的火光。她写了三年短篇，总困在“小情小绪”里，觉得写好一个人的悲欢就够了，可《红绸》让她看见——好的文学能装下时代的重量，能让小人物的故事映出大时代的褶皱，像未名湖的冰面，底下藏着整个冬天的故事。
“我想写长篇。”
她突然对梁芳芳说，声音不大却很坚定，“写我们这代人的故事，像许成军写《红绸》那样，不躲着苦难，也不丢了希望。”
梁芳芳愣了愣，随即笑了：“你总算想通了？之前谁说‘短篇才见笔力’的？”
宋沅歌没反驳。
《红绸》还摊在桌上，黄思源的木梳、古大强的修鞋机、阮文孝的布包，像在她眼前活了过来。
为什么《红绸》能让沪上读者排队抢购，能让北大的学生忘了夜寒？
因为许成军用文字告诉所有人：再宏大的时代，也是由一个个小人物的悲欢撑起来的；再残酷的战争，也藏着人性的微光。而这种“看见小人物”的能力，才是最难得的文学力。
夜渐深，煤炉里的火弱了些，宋沅歌却没觉得冷。
她把《清明》小心地放进书架，和《静静的顿河》摆在一起——之前她觉得肖洛霍夫写得够厚重，现在却觉得，许成军的《红绸》，多了份中国人独有的温软，像煤炉里的火，不烈，却能暖透整个冬夜。
她摸着笔记本上，心里有个声音在说：下次再写东西，要像许成军那样，把心放进文字里，让读者能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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