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川郡，阳城城以南约十五里，一处地势相对平缓的河滩旁。
临时搭建的营盘倚靠着一条细小溪流展开，规模不小，但显得颇为杂乱无章。
外围的拒马和简易壕沟挖得深浅不一，瞭望的木台搭建得也有些歪斜。...
夜风卷着枯叶掠过营帐，铜铃在帐顶叮当轻响，像一串未落定的余音。司马懿端坐不动，茶已凉透，杯沿上凝着一圈薄薄的水痕。他指尖无意识摩挲着青瓷盏边，目光却越过烛焰，落在帐壁上那幅被火光映得忽明忽暗的《天下州郡舆图》上——南阳两字墨色最浓，几乎要洇出血来。
斐潜没再开口，只将手边一卷竹简缓缓推至案几中央。简册封皮无题，却以朱砂点染三处：江陵、成都、宛城。司马懿垂眸，伸手掀开第一片简牍，指尖触到背面一行细若游丝的小楷：“民失其业，则政失其根；政失其根，则兵失其本。”字迹清瘦，力透竹肌，是他自己三年前在川南平蛮后所录。
他喉结微动，忽然想起初入川蜀时，在犍为郡外见过一处坍塌的陂塘。田埂龟裂如掌纹，水渠里只余干泥裹着枯草根。当地老农蹲在渠边，用陶碗舀起一捧混着沙土的浊水，仰头灌下，喉间滚动着无声的叹息。那时他尚以为不过是天旱之故，待查过户籍黄册才知，此地十年间户数锐减七成，田亩荒芜者逾六百顷，而郡府账册上“垦殖如旧”四字墨色犹新。
“主公……”司马懿声音低沉，却无半分迟疑，“亮曾亲勘荆南八县，见豪强私占屯田三百余处，隐匿丁口一万三千有奇。彼等驱良民为部曲，夺公田作私庄，更以‘义仓’之名敛粮万斛，实则窖藏于山腹密室——此非一日之弊，乃二百年积疴。”
斐潜颔首，烛光在他眉骨投下深长阴影：“然则破之易，立之难。若尽籍其田分予流民，豪右必反；若听之任之，不过数载，又复旧观。”
“故亮以为，”司马懿指尖点向简册末页，“治南阳，须先断其脉络。”他顿了顿，从怀中取出一叠素帛，展开铺于案上——竟是十余份手绘的田契摹本，每张都标注着不同年份、不同豪族、不同流转路径，连墨迹深浅都刻意摹仿原契。“此乃蔡氏、蒯氏、习氏三家二十年间田产增损之迹。主公请看：建安九年，蔡瑁以‘赈灾’为由购入新野荒田五千亩；建安十二年，其侄蔡中以‘修祠’名义强征佃户百户，将其中三千亩转作‘义庄’；至建安十五年，此田竟已登记于襄阳郡仓曹名下，而耕者仍纳蔡氏私租……”
烛火猛地一跳，映得帛上朱砂印章猩红欲滴。
“田契可伪，地界可移，但山川不移，水道不改。”司马懿声音渐沉，“亮遣人踏勘淯水支流十七处堰坝，测得蔡氏私堰高逾官制三尺，致下游三百顷良田春涝秋旱；又查樊城码头三载税簿，见蒯氏商船所载稻米，竟有七成标为‘军需’，然军中实未收一石——此皆‘合法之恶’，比刀兵更蚀骨。”
帐外忽传来马蹄急响，由远及近，在辕门前戛然而止。亲兵低语声隐约可闻：“……李参军遣快马报，太谷关东侧鬼哭隘发现荀彧伏兵三处，皆藏于断崖溶洞，洞口以藤蔓伪装……”话音未落，又一道脚步声踏进帐来，却是杜畿，袍角沾着未化的雪粒，手中捧着一摞湿漉漉的户籍册子。
“主公，河洛流民安置已初具眉目。”杜畿将册子置于案角，目光扫过司马懿手中素帛，瞳孔骤然一缩，“此……可是南阳田契？”
司马懿尚未答话，斐潜已伸手取过最上一本册子。翻开第一页，赫然是密密麻麻的朱笔批注：“张大牛，原籍新野，逃荒至雒阳，携妻女三人，识字，曾为乡啬夫……”再翻数页，每页皆有同样格式的批注，甚至详细到“左眉有痣，善修犁铧”。
“枣公令我核验三遍。”杜畿声音微哑，“凡流民中通文字、晓农事、精匠作、熟医术者，皆单列造册，明日即发往南阳——主公之意，是让这些人充作‘田官’，随司马君赴任？”
斐潜指尖抚过册页上“张大牛”三字，忽问：“杜君可知，汉初高祖令萧何定《九章律》，首条为何？”
杜畿一怔，随即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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