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个名字，“夜莺”愣了一下。他微微皱起眉头，努力在记忆里搜寻相关的典籍，却一无所获。
“庄子？中国的哲学家？我只知道孔子。老师提过，说那是中国的‘苏格拉底’。庄子……是他的学生吗？”
...
我离开巴黎那天，细雨如织，塞纳河上浮着一层薄雾，仿佛整座城都浸在未干的墨迹里。笛卡尔街的公寓楼下，房东太太递来一只旧皮箱，箱角已磨出铜色，锁扣上还沾着一点干涸的洋葱汤渍——我最后那顿早餐的残痕。她没多说话，只把伞柄塞进我手里，伞骨是竹的，轻而韧，伞面蓝布上印着褪色的鸢尾花，像是从某本十九世纪插图本里掉出来的物件。
电车驶过蒙日广场时，我隔着水汽朦胧的玻璃望出去，先贤祠穹顶在灰云下静默矗立，像一枚被时光磨钝了棱角的银币。车厢里空荡，只坐了两个穿灰呢子大衣的工人，正用浓重口音谈着罢工与面包价，声音低沉而缓慢，如同地底矿脉里渗出的水滴。我忽然记起梭勒先生讲《萌芽》那日，曾指着书中一句“煤屑落在睫毛上，人便分不清是泪还是灰”，说：“左拉写的是黑，可黑里有光；不是光照进去，是人自己在黑里燃着。”当时我点头，却未真懂——直到此刻，伞沿滴下的水珠砸在皮箱盖上，一声、两声、三声，节奏竟与矿井升降梯的钢缆绞动声隐隐相合。
抵达加莱港时雨势稍歇，海风咸涩，卷着铁锈与鱼腥气扑面而来。我站在码头铁栏边，看一艘白烟囱的轮船缓缓靠岸，甲板上水手甩下缆绳，粗麻绳在湿地上砸出深色印记。身后传来熟悉的脚步声，不疾不徐，手杖点地的笃、笃声，像节拍器校准了某种早已失准的时间。
我回身，他果然站在三步之外，左眼单片镜片映着铅灰色天光，栗色头发被风吹得微乱，外套领口翻起一角，露出里面浆洗得发硬的白衬衫领。他没打伞，肩头已洇开两片深色水痕。
“你没走成。”他说，声音比平日更轻，却字字清晰，仿佛早知我会在此停驻。
我喉头一紧，竟答不出话来。原来他早料到我不忍骤然离去——那日他收下我的辞别，却未收下我的决绝；那句“为医学这些实务学的知识，于文艺也有些帮助的”，原不是宽慰，是留门的暗语。
他走近一步，从内袋取出一个牛皮纸包，方方正正，用黑线仔细捆扎着。“前日校完《动物庄园》最后一章清样，顺手抄了三页附录，”他将纸包塞进我手中，“左拉写矿工，福楼拜写医生，托尔斯泰写农奴，他们笔下的人，脊背弯下去，眼睛却始终朝上。你读矿务时记的那些巷道剖面图，不妨也画在稿纸边——文学的结构，和地层一样，有它的断层、褶皱与岩脉。”
我低头看着纸包，黑线结扣处压着一枚小小的黄铜书签，形如半截矿镐，镐尖嵌着一粒赭石色琉璃——正是索邦文学院赠予杰出讲席教授的信物。我猛地抬头，他却已转身，手杖轻点石阶，走向港口咖啡馆的方向，背影被海风推得微微前倾，像一株根系深扎于岩缝的老橄榄树。
我攥紧纸包，指节发白。那晚轮船离港，我在统舱舷窗边坐了一夜。海面幽暗，唯见航灯如星子浮沉。拆开牛皮纸包，果然是三页竖排手稿，字迹清峻，墨色浓淡相宜，显是新写就。第一页标题下方另有一行小字：“赠君：当世界以铁幕围困人时，请记得，最坚硬的矿脉里，总埋着最易燃的煤。”
翌年春，我抵上海。租界梧桐新绿，电车叮当穿过霞飞路，报童举着《申报》高喊“德雷福斯终获平反”。我赁了虹口一处亭子间，窗下是条窄弄，终日晾着蓝布衫裤，在风里飘摇如旗。白天在广肇公所办的医塾教解剖，夜里伏案译梭勒先生圈点过的段落——他批注的《情感教育》法文本，我托巴黎旧友辗转寄来，扉页有他补写的中文：“‘弗雷德里克’不是失败者，他是尚未找到自己语法的诗人。”
译至第三章，窗外忽闻喧哗。推开木格窗，见弄堂口聚了二十余人，皆穿短褐，赤脚趿鞋，为首者额角带伤，左臂缠着渗血的布条。一人高举铁皮喇叭嘶喊：“同乡会不发工钱！洋人包工头克扣三成！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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