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给说法，我们便躺在这儿！”声音震得窗棂嗡嗡作响。
我忙下楼，见人群里竟有三个矿务学堂旧识，其中阿炳左手五指只剩两根，是去年开滦矿难留下的。他见我，咧嘴一笑，缺了门牙的豁口里还沾着煤灰：“先生还记得《萌芽》么？咱们今儿演的是活本！”
我心头一热，返身取来刚译好的《萌芽》片段，撕下三页，用炭条在背面写下几行字：“诸位兄弟，此书作者梭勒先生，尝言‘矿井深处没有光，但人的脊梁弯下去时，尊严反而挺得更高’。今日本欲付印，特先赠诸君共读。”又将随身怀表解下，塞进阿炳掌心：“当钟声敲响七下，诸位再开口——让租界巡捕听见，中国人争的不是铜元，是钟表里走动的时辰。”
众人愕然，继而爆发出一阵粗粝大笑。阿炳攥着怀表，表壳冰凉，内里机芯却仿佛搏动起来。后来此事登了《字林西报》，配图是弄堂口歪斜的砖墙与一只悬在半空的、沾泥的赤脚。报道末句讥诮：“中国苦力竟也攀附法兰西小说家之名，可谓文明病入膏肓。”
我未予辩驳。半月后，虹口 YMCA 的礼堂里，阿炳们真的办起夜课。我教人体骨骼，阿炳教巷道通风法，另一个矿工则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萌芽》中矿工罢工路线图——把法国北方矿区改成了开滦、抚顺与萍乡的坐标。油灯昏黄，人影在墙上晃动如巨兽，可那兽脊背挺直，双目灼灼。
秋深时，忽收到来自巴黎的挂号信。拆开是张明信片，背面印着索邦圆顶，正面却无字，只有一枚邮戳，日期是九月十七日。我翻来覆去查看，终于在卡片右下角发现极淡的铅笔印痕，凑近灯下才辨出是几个小字：“戒烟，已戒三十七日。附：《动物庄园》法译本初版，下月寄出。”
我怔住。三十七日——正是我离法之日。他竟以秒计数。
次年冬，上海大雪。我正校对《萌芽》中译本清样，门房送来个沉甸甸的包裹。拆开是本厚册，硬壳烫金，法文标题《La Ferme des Animaux》，翻开扉页，赫然是梭勒先生亲笔：“致中国的朋友：请告诉你的学生，拿破仑不是猪，是镜子；而所有照镜子的人，都该问问自己，为何不敢直视瞳孔里的光。”
书页间夹着一封信，墨迹微洇，似被水浸过又晾干：“……前日去十一区旧居，阁楼仍在，窗框朽了半边。侍者仍不给我第二块方糖，但这次我笑了。昨夜重读你寄来的《萌芽》译稿第一章，‘矿工妻子在雪地里拾煤核’那段，我改了三个逗号——不是为语法，是让喘息更长些，好让读者记得，人在寒冷里，每一次吸气都像在凿岩。”
信末未署日期，只画了半支矿镐，镐尖朝上，嵌着那粒赭石琉璃。
我捏着信纸走到窗边。雪已停，弄堂积雪盈尺，几个孩子正堆雪人，用煤块点睛，胡萝卜作鼻。远处教堂钟声悠悠撞来，七下。我忽然想起怀表里那颗跳动的机芯，想起阿炳攥着表壳时掌心的汗，想起梭勒先生说“尊严在脊梁弯下去时反而挺得更高”。
当晚，我取出珍藏的粗纸，裁成三寸见方，蘸浓墨写下四个字：“仰不愧天”。墨迹未干，便听窗外孩童齐声唱起新编的童谣：“雪落煤山白，镐举日影斜；莫道寒窑窄，胸中有矿脉——”
歌声清越，穿透风雪，竟似从塞纳河畔的梧桐叶隙间漏下的一线天光，不灼人，却足以融尽眉睫上的霜。
一九二七年腊月廿三
于上海虹口寓所
（搁笔时炉中炭火正红，我掐灭烟卷，将灰烬拨入青瓷碟。碟底刻着模糊篆字，是房东遗下的旧物，拂去积灰，依稀可辨“维尔讷夫”三字——原来这碟子，竟也漂洋过海，从梭勒先生家的餐桌上，辗转来到我的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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