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巴黎难得放晴。
前几天那场小雨把街道洗得干干净净，空气里带着点塞纳河的水汽味，但比起之前灰蒙蒙的天，已经好太多了。
莱昂纳尔·索雷尔坐在马车上，掀开窗帘往外看...
船身在黑海的夜色里微微起伏，像一只疲惫却仍执拗呼吸的巨兽。舱壁上煤气灯的光晕在舱顶投下摇晃的椭圆，灯芯偶尔“噼”一声轻爆，溅出一点微弱的金芒。莱昂纳尔坐在包间窄小的舷窗边，膝上摊着一本硬壳笔记本，铅笔尖悬在纸页上方半寸，迟迟未落。窗外，海面浮着稀薄的雾气，月光被撕成细碎银箔，随波荡漾，又迅速沉没。他并非写不出——恰恰相反，脑中句子奔涌如潮：关于鲁塞码头那几根歪斜的绞盘柱上凝结的盐霜；关于保加利亚列车员递来冷香肠时指甲缝里嵌着的煤灰；关于苏菲昨夜在甲板尽头吹风时，发梢被海风卷起又垂落的弧度，像一支未谱完的、略带倦意的小调。
可笔尖不动。他忽然想起福楼拜在克鲁瓦塞庄园书房里对他说过的话：“一个词，不是‘差不多’的词，而是‘唯一’的词。它必须像一颗钉子，楔进事物最紧实的木纹里。”当时他正为《包法利夫人》里一个形容农妇手指的短语卡住三天，福楼拜把稿纸拍在橡木桌上，震得墨水瓶嗡嗡作响。此刻，莱昂纳尔想写的不是风景，不是旅途，而是那个被十七票掩埋的雪夜——那个名叫埃米尔·杜邦的年轻车厢乘务员，死在东方快车第七节车厢的行李架下方，脖颈处一道细而深的勒痕，像被命运用最锋利的剃刀划过。尸检报告说，凶器是某位乘客腰带上解下的牛皮表带，内侧还残留着干涸的、与死者指甲缝里一致的多瑙河淤泥。
他合上本子，指腹摩挲着烫金书名《泰纳讲义·文学与社会》——这是他在索邦大学第二年从泰纳教授手中接过的礼物，扉页有老师用鹅毛笔写下的拉丁文箴言：“Veritas non in multitudine, sed in pondere.”（真理不在多数，而在分量。）他忽然觉得这行字烫手。十七票对七票，是多数；可那分量，究竟压在哪一边？保罗·莫罗今夜又问了他一句：“如果明天报纸头条登出‘东方快车谋杀案’，你还会选择沉默吗？”莱昂纳尔没答。他只是望着保罗身后娱乐室角落里罗斯柴尔德夫人端起白兰地杯时，无名指上那枚祖母绿戒指折射出的幽光——那光芒冷而锐利，像一把收在鞘中的匕首。她丈夫方才离席去船长室谈航运保险条款，她独自坐着，脊背挺直如拉满的弓弦，目光扫过每一张面孔，却始终未在任何人脸上停留超过两秒。莱昂纳尔知道，这女人心里有一本账，记着每个人在雪夜投票时手指的微颤、喉结的滚动、甚至睫毛垂落的角度。她不审判，只归档。
门被轻轻叩响三声。苏菲探进头来，发髻微松，一缕碎发垂在额角，手里托着一只青瓷小碗。“船医刚熬的姜枣茶，说驱寒安神。”她将碗放在小桌上，热气氤氲，甜香混着辛辣钻入鼻腔。莱昂纳尔接过碗，指尖触到她微凉的手背，顺势握住。“你睡了三个小时？”他问。苏菲点头，在他身边坐下，裙摆铺展在窄窄的地板上，像一小片安静的湖水。“梦见阿尔卑斯山的雪。”她声音很轻，“不是火车上的那种，是干爽的、能听见自己心跳的雪。”莱昂纳尔笑了，把温热的碗递还给她：“那你该喝这个，暖身子。”苏菲没接，反而伸手拂开他额前一缕乱发，动作熟稔得如同呼吸：“你又在想雪夜的事。”不是疑问，是陈述。莱昂纳尔没否认，只低头看自己摊开的手掌——指节分明，指甲修剪得极短，掌心有常年握笔留下的薄茧，还有去年冬天在巴黎左岸旧书市淘一套雨果诗集时，被铁皮书箱边缘划破后结的淡色疤痕。“我在想，”他缓缓道，“我们是不是把‘人’想得太轻了。十七个人，七张票，像在称量羽毛的重量。可埃米尔·杜邦不是羽毛。他是凡尔赛郊区一个面包师傅的儿子，去年春天才通过铁路局考试，制服袖口还缝着母亲手绣的 initials‘.’。他死的时候，口袋里有张皱巴巴的明信片，背面写着‘妈妈，我看见了多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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