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二十年的腊月，长安城内外银装素裹，年关将近的喜庆气氛，被西陲、朝堂、北疆各处传来的消息搅动，呈现出一种繁忙而微妙的氛围。陇右捷报的振奋，肃政台新案引起的暗涌，归义军使者的焦灼期盼，尚未完全平息，又一封来自北方的军报，送至了秦王的案头。
这封军报，来自河套地区，落款是朔方节度使、检校太尉、镇守河套的大将贺拔岳。相较于石坚在陇右的步步为营，贺拔岳的奏报显得更为平实，却也同样厚重。
奏报主要分为三部分。
其一，防务。贺拔岳详细呈报了河套诸镇（丰州、胜州、灵州、夏州、银州、绥州、宥州等）的驻防情况，兵力部署，烽燧预警，以及入冬以来，对阴山以南、黄河几字弯内外的例行巡哨结果。总体而言，边境尚算平静。自秦王平定河套以来，贺拔岳坐镇灵州，整饬防务，修复城寨，操练兵马，提拔任用了一批熟悉边事、勇悍善战的将校，如郭韬、李仁福（党项族，但已汉化，忠诚可用）等，构筑了一道相对稳固的北疆防线。去年秋冬，偶有零星的鞑靼（室韦系部落，此时对河套有威胁的应为阴山鞑靼等部落）游骑南下抄掠，均被边军及时击退，未成大患。
其二，屯垦。这是奏报的重点。河套地区，土地肥沃，水草丰美，素有“塞上江南”之称。然而自安史之乱后，战乱频仍，汉民流散，田地荒芜，多为党项、吐蕃、回鹘等部族游牧。贺拔岳到任后，大力推行军屯、民屯。他奏报，去岁在黄河沿岸适宜农耕之地，新辟军屯三十余处，民屯二十余处，安置关中、河东流民及部分归附的蕃汉人口近两万户。兴修水利，疏通古渠，引黄河水灌溉，去岁新垦之地，夏粮、秋粮已见收成，虽不足以完全自给，但极大缓解了军粮转运压力。同时，鼓励边军与归附蕃部“互市”，以关中茶、盐、布帛，换取蕃部牛羊、马匹、皮革，既丰富了物资，也缓和了民族关系。
其三，蕃部。河套地区蕃汉杂处，情况复杂。贺拔岳在奏报中，详细列举了境内主要蕃部的情况：平夏部党项（以拓跋氏为主，即后世西夏前身）势力最强，占据银、夏、绥、宥等州，其首领李仁福（即上文提及之将）目前较为恭顺，接受朝廷官职，出兵助防，但部落内部仍有不同声音。此外，还有分布于丰、胜、灵等州的东山部党项、河西部党项，以及散居各处的吐蕃、回鹘、鞑靼部落。贺拔岳采取“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之策，对恭顺者厚加赏赐，赐予官职，准其自治；对桀骜者，或拉拢其内部反对派，或联合其他蕃部进行打压；对反复无常、寇边为患的小部落，则坚决剿灭。去岁秋冬，他联合李仁福，击溃了屡次寇边的鞑靼“黑山部”，斩首数百，俘获牛羊马匹无数，将其残部驱往阴山以北，有效震慑了周边宵小。
在奏报末尾，贺拔岳笔锋一转，提及一事：“……然河套之地，新附未久，人心未固。屯田初兴，水利未备，恐有旱涝之忧。蕃部虽暂安，然其心难测，尤以平夏部内，有酋暗通河西甘州回鹘，往来商旅间，恐有异图。臣已加意防范。另，军屯、民屯之中，官吏、胥吏或有欺压屯户、侵夺田水之事，边军之中，亦偶有欺凌蕃部、强买强卖之弊。虽已惩处数人，然此风恐非孤例。边地僻远，监察难及，长此以往，恐失人心，有负王爷重托……”
随同这份正式军报，还有一份贺拔岳写给秦王的私人密函。函中，贺拔岳言辞更为恳切，除了重复对蕃部不稳、吏治隐忧的担心外，还提到另一个问题：河套孤悬北疆，与关中虽有黄河相连，然冬季封冻，春夏水运不便，陆路转运，耗费巨大。长期驻守重兵，粮秣补给始终是巨大负担。他建议，可否效仿汉时旧例，在河套择地设立大型“军市”，吸引西域、漠南、乃至更远地方的商队前来贸易，以商税补充军需，同时繁荣地方，羁縻诸蕃。
李铁崖仔细阅读着贺拔岳的奏报与密函，双目之中，露出深思之色。河套，这片被黄河“几”字形大拐弯怀抱的土地，北倚阴山，南临关中，西接陇右，东望幽燕，战略位置极其重要。贺拔岳坐镇数年，能将此地经营得防务稳固、屯垦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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