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廷寄，召见军机大臣；辰时（上午7-9点）御门听政或处理日常政务；午后则批阅如山的奏章，直至深夜。军机处那几间简朴的值房，夜半时分常常灯火通明。
利益最大化：军机处的设立，使雍正将最高决策权与核心执行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极大削弱了内阁和部院的传统权力，皇权集中达到空前高度。行政效率的飞跃，为应对内外危机（西北战事、内部改革阻力）提供了强力保障，也为未来更大规模的行动（如海外拓展）奠定了高效的指挥基础。同时，通过军机大臣的选拔，他进一步扶植和巩固了忠于自己的核心班底。
第五把火：奏折制度深化——耳目通天，驾驭群臣
军机处解决了“决策与执行”的效率问题，而深化奏折制度，则解决了“信息与监控”的问题，成为雍正驾驭庞大官僚体系的另一只无形巨手。
奏折制度并非雍正首创，康熙晚年已露端倪，但雍正将其制度化、常态化、并赋予其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他鼓励和规定各省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乃至部分重要的道员、知府，以及朝廷特派的钦差、织造、关督等，均有直接向皇帝上奏密折的权力与义务。奏折内容包罗万象：地方政务、民生经济、官员操守、士林舆论、天灾异象、甚至市井流言、邻里纠纷……无所不包。奏折通过特定渠道（通常由皇帝亲信家奴或内务府人员传递）直送御前，不经任何衙门中转。
雍正处理这些奏折的朱批，更是旷古奇文，彻底打破了皇帝与臣工之间那种刻板、空洞的文书往来模式。他的朱批，鲜活、直接、个性鲜明，充满强烈的个人色彩与统治意志：
对忠心办事者，他可能批：“好！实心任事，朕甚欣慰。”
对禀报祥瑞、歌功颂德者，他厌烦地批：“此等无用之言，何必奏来？有这心思，多办几件实事！”
对推诿卸责、言语模糊者，他严厉斥责：“糊涂！混账！此事岂容尔等搪塞！”
对欺瞒不实、被他掌握证据者，他的怒火能穿透纸背：“尔之欺罔，朕已洞悉！还敢巧言饰辩？放他妈的屁！”
对心腹臣工，他则如同朋友谈心，谆谆教导，甚至透露些许帝王心术：“此事甚难，朕亦知之。然非办不可，尔当勉力。人心叵测，尔须加倍留心。”
这些毫不掩饰、直指人心的朱批，随着奏折发还，给上奏者带来的是巨大的心理冲击。他们能清晰地感受到皇帝那无处不在的注视、洞悉一切的智慧、以及赏罚分明的冷酷。这比任何正式的谕旨都更具威慑力与引导力。官员们为了在奏折中展现能力、获取信任、或至少不被斥责，不得不更加勤勉、更加谨慎、也更加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
同时，雍正严厉废除了一切无实质内容的“废话奏折”，如纯粹请安问好、重复谢恩、空洞议论等。他明令：“凡奏事，必言实事。空言累牍，徒费笔墨光阴，朕不取。” 这迫使整个官僚系统的文书风格向务实、简洁、高效转变。
利益最大化：深化奏折制度，使雍正建立起一张覆盖全国关键岗位、直通御前的庞大情报网与监控网。他不仅能掌握最真实的一手信息，破除官僚系统层层过滤带来的信息失真，更能通过朱批直接与臣工进行“精神对话”，施加个人影响，培养亲信，甄别忠奸，实现对官僚体系的精细化、人格化驾驭。这极大地巩固了皇权对地方的控制，使得任何欺上瞒下、结党营私的行为都变得风险极高，也为各项新政的推行提供了精准的信息支持和执行监督。
第六把火：改土归流——犁庭扫穴，根植王化
当内部的财政、吏治、行政体系在改革中阵痛新生时，雍正的目光，也投向了帝国疆域内那些法律与赋税难以抵达的角落——西南广袤的云、贵、川、桂等地的土司辖区。那里，数百个大小土司世袭罔替，拥兵自重，形同国中之国。他们之间攻伐不休，对朝廷时叛时附，严重阻碍了中央政令的推行、税赋的征收、以及边疆的稳定。更重要的是，那里蕴藏着丰富的矿产、林木资源，以及通往东南亚的潜在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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