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四年的春风，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些。紫禁城内的积雪尚未完全消融，护城河畔的柳枝已迫不及待地抽出嫩黄的新芽。然而，这融融春意却丝毫未能浸入养心殿那始终沉凝如铁的氛围中。御案之后，雍正帝的身影在堆积如山的文书舆图间，显得愈发挺直，也愈发孤峭。
他刚刚批阅完云贵总督鄂尔泰八百里加急呈递的、关于东川府改土归流后首次秋粮入库的奏报。数字颇为可观，新附之地能如此迅速产出税粮，足见流官治理与屯田之策初显成效。然而，随奏报附上的密折中，鄂尔泰亦直言不讳地提及，少数遁入深山的原土司残余仍在煽动骚扰，新迁移民与当地土着因习俗、土地偶有摩擦，需持续弹压安抚，“非十年生聚、恩威并施，恐难言根除”。朱砂御笔在“十年生聚”四字上略作停留，雍正眼底掠过一丝冷光。他提笔批道：“所见甚明。持之以衡，断之以毅。钱粮兵员，但有需用，可密折直陈。务使新土永固，民心渐归。”
这便是他如今治理帝国的常态——在看似雷霆万钧的推进中，时刻保持着对复杂现实与长期性的清醒认知。国内诸项改革已如巨轮启动，惯性前行，但暗礁与逆流从未消失。他的精力与意志，如同永不枯竭的深泉，支撑着他对帝国每一个角落的掌控与微调。
放下西南奏报，他的目光投向另一份由总理海疆事务衙门怡亲王允祥领衔呈递的、《南洋皇商船队首航吕宋总录及二期拓展方略》。这份文牍较之地方政务奏章，笔墨间透着一股迥异的气息，混杂着海风的咸腥、白银的冷光与未知领域的勃勃野心。
船队于去年秋末出发，历时四月余，已于前日返抵广州黄埔港。成果斐然：与西班牙殖民当局初步达成贸易协议，于马尼拉港内获准租赁一小片货栈区；运去的瓷器、丝绸、茶叶获利逾十五万两，远超预期；换回满载的南洋稻米、珍贵木材、香料以及数十万枚西班牙银洋。随船归来的，还有几位通晓拉丁文、对航海与火炮颇有研究的传教士（经严格甄别），以及更重要的——一幅由船队测绘员初步勾勒的、包含吕宋、婆罗洲北部、苏禄海部分岛屿的粗测海图，上面标注了航线、暗礁、淡水补给点乃至几处疑似无人岛的坐标。
更令雍正注意的是船队统领（一位旁支宗室子弟）密折中的描述：“红毛夷（西班牙人）船坚炮利，然人少而骄，于南洋诸岛，亦非铁板一块。其与荷兰、英吉利夷商时生龃龉。当地土酋，多畏其势而苦其剥，闻我天朝船至，颇有暗中示好者。” 字里行间，隐现着南洋错综复杂的势力格局与可乘之机。
允祥的二期方略则更加大胆：增派两支船队，一支继续巩固吕宋贸易，并尝试向南探索婆罗洲、爪哇（荷兰势力范围）；另一支转向东洋，试探对日贸易可能性，并勘察琉球以东海域。同时，奏请于广东沿海择地建立“海务学堂”分校及专用船厂，仿制改良西式帆船，招募训练更多水手炮手。 所需银两，一期利润已可覆盖大半，但请旨从海关新增税收中专项拨付余款，并恳请皇上进一步明确对海外“商站”遭遇夷人或土人袭击时的处置权限。
雍正提起朱笔，在方略上逐一做出批示：
“二期拓展，准。然须慎之又慎，东洋倭人闭关锁国，性情莫测，以贸易试探为主，勿启边衅。南洋诸夷，可效‘以夷制夷’之策，联络土酋，分化西夷。”
“海务学堂、船厂之事，着怡亲王会同工部、广东督抚速办。银两由海关税及内帑支应。”
“海外商站，若遇袭扰，准其自卫。凡有杀伤，须详查情由，留存证据，飞报朝廷。原则：不先开衅，不惧战端，以护商保民为要。可授带队宗室及商队统领临机决断之权，然事后需具折请罪详陈。”
他顿了顿，又另取一纸，写下给允祥的密谕：“十三弟，海外之事，关乎国运长远。船队人员，尤以宗室子弟及核心水手，须严加考选，不仅重才，更须重忠义胆魄。可暗中留意，有无愿扎根海外、经营据点之可靠人选，未来或可授以‘领事’之责，常驻彼方。另，西夷火器、造船之术，可令随船归来之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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