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魔女》剧组酒店。
晚上八点，三个姑娘窝在沙发上，茶几上摆着喝了一半的奶茶，拆开的薯片袋子，还有一盘啃得七零八落的卤鸡爪。
杨超月盘腿坐在沙发正中央，一身印满皮卡丘的白T恤当睡裙穿，...
林砚站在落地窗前，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玻璃边缘。窗外是凌晨三点的横店影视城，远处几处布景灯还亮着，像散落在黑绸上的星子。他刚结束《敦煌遗梦》最后一场戏的补拍，凌晨两点杀青，制片方特意留了车送他回酒店——但没人知道他根本没回。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第三下。
他掏出来，屏幕亮起，是沈昭发来的消息：“你真不回来？剧组明早六点就要转场去嘉峪关，导演说最后三场戏必须你亲自演，道具组连驼铃都备好了。”
林砚没回。
他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掌心，指腹压着冰凉的金属边框，仿佛这样就能压住胸腔里那股越来越沉的钝痛。不是累。这三年他拍过比这更苦的戏：在零下二十度的长白山雪原上跪着拍三小时哭戏，为演好一个哑巴角色整整四十六天没开口说话，甚至为揣摩敦煌画工的手势，在莫高窟临摹壁画临到右手肘关节积水肿胀……可今晚不一样。
今晚他对着镜头演完最后一句台词——“风沙埋了经卷，可人心不埋”——收工时，副导演笑着递来保温杯：“林老师，您这句台词，比当年陈道明老师在《围城》里念‘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还让人心里发颤啊。”
林砚接过杯子，热气熏得睫毛发潮。他忽然想起七年前自己第一次试镜，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和旧T恤，在北影厂那间掉漆的排练厅里，被导演当场打断：“你这状态不对，太紧绷，不像个会画画的，倒像刚从派出所出来的。”
那时他二十二岁，刚从美院退学，没作品、没资源、没经纪公司，只有一沓手绘分镜稿和一张皱巴巴的火车票——从杭州到北京，硬座，三十四个小时。
现在他有工作室、有常驻编剧团队、有正在筹备的动画电影《千佛洞》；他的名字出现在戛纳市场展最醒目的LED屏上；他主演的《大漠孤烟》海外票房破两亿，被《Variety》称为“东方新现实主义的破壁者”。可就在今早，他收到一封邮件，标题只有六个字：《丝路遗珍》撤资函。
发件人是文化部下属的“丝路文化扶持基金”办公室。
理由很官方：项目评估未达预期文化输出指标，资金将转向更具备国际传播潜力的纪录片系列。
林砚知道真正原因是什么。
三天前，他在《环球影视》中文版专访里说：“有些所谓‘文化出海’，就是把敦煌飞天P成蓝眼睛、把琵琶弹成电音Beat，再配上英文字幕喊‘Chinese Power’——这不是出海，这是开海鲜市场批发龙虾。”
记者当时笑了，说您真敢说。
林砚看着镜头，笑得极淡：“我不怕得罪人。我怕的是，十年后我们的孩子看国产剧，以为唐朝诗人写诗都要先开直播数点赞。”
这话当晚就上了热搜。#林砚谈文化出海#冲进前三，评论区两极撕裂。一边是粉丝高呼“林哥硬核”，一边是某位资深制片人在朋友圈转发时配文：“不懂敬畏的流量，迟早被风沙埋了。”
风沙。
他抬眼看向窗外。远处戈壁滩的方向，天边已泛出极淡的灰白。再过三个小时，沈昭他们就得顶着沙尘赶路。而他本该在那辆改装过的越野车后排，裹着羊绒毯小憩，耳机里放着作曲家刚发来的《飞天变奏曲》小样。
可他现在站在酒店十七楼，手里攥着一张机票存根——杭州萧山，凌晨五点十分，经济舱。
他没告诉任何人。
包括沈昭。
包括工作室总监周屿。
包括正在伦敦筹备《千佛洞》海外配音的美术指导老秦。
他只给助理小陈发了条语音：“帮我把行李箱里那套墨绿色真丝睡袍拿出来，寄到杭州西溪湿地旁的云栖竹径民宿，地址我微信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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