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市场具有几乎垄断性的竞争力，价格高昂且需求旺盛。而海外输入的商品，除了香料、珠宝等奢侈品，多数是大唐不那么急需，或可替代性较强的。这就造成了持续、巨大的贸易顺差。番商、海商为了购买大唐货物，必须支付硬通货——黄金、白银，或能够迅速变现为金银的波斯、大食银币。于是，在每一次交易中，在每一艘返航的唐船底舱里，在每一个海商巨贾的密库中，在遍布全国的“柜坊”保险箱里，金银如同百川归海，从日本、新罗、南洋、天竺、波斯、大食、乃至更遥远的拂菻、非洲海岸，悄无声息却无可阻挡地流入大唐，沉淀下来。
这股金银洪流，首先充盈了国库。皇帝的内库、朝廷的左藏、太府寺的仓库，前所未有的充实。这使得朝廷在应对水师扩张（更多战舰、更优饷械）、边军赏赐、大型工程（如河工、驰道、宫室修缮）、灾害赈济乃至对外赏赐时，底气十足。户部官员们开始头疼的不再是“钱不够”，而是“钱太多，如何保值、如何有效投放、如何防止物价腾贵”。传统的以实物（绢帛、粮食）为主的税收和支付体系，在金银的冲击下开始松动，金银作为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的职能空前增强。
其次，滋养了新兴的海商、手工业主和金融家。大海商们通过贸易赚取了海量金银，他们不仅用于奢侈消费、购置田产，更将巨资投入再生产：订购更大更多的海船，投资矿山、工场，开设柜坊经营汇兑借贷。岭南、江浙一带，出现了专门从事金银熔铸、鉴别、兑换的“金银铺”，生意兴隆。一些资金雄厚的柜坊，甚至开始尝试发行以金银为本位的“钱票”（类似银行券雏形），在一定范围内流通，进一步促进了商业资本的集中和流动。手工业也因需求旺盛和资本注入而扩张，匠人收入提高，刺激了技术创新。
然而，这“金银潮水”并非全然甘霖，它也带来了复杂的效应和潜在的风险。
物价的结构性上涨开始显现。虽然帝国疆域辽阔，商品总产量也在提升，但金银的集中、快速涌入，尤其是在沿海贸易中心和洛阳、长安等消费大城，导致对土地、房产、奢侈品、乃至优质粮食布匹的需求激增，推动了这些资产和商品的价格。普通百姓，尤其是非贸易区、非手工业地区的农民，并未直接从海外贸易中获利，却可能因粮价、布价（因部分土地改种经济作物或劳动力流向工坊）的温和上涨而感到压力。
社会风气的奢靡化加速。金银的易得（至少对富裕阶层而言），助长了炫富、攀比之风。洛下、扬州、广州，豪门竞相修建园林宅第，服饰器用力求新奇豪奢，宴饮无度。“一食千金”、“一掷百万”的故事时有所闻。这与朝廷中一部分崇尚节俭、担忧“人心不古”的保守派官员的忧虑产生了强烈共鸣。
更为深刻的是，财富的重新分配加剧了社会结构的张力。传统的土地财富（田产）依然重要，但快速积累的商业、金融资本正挑战其统治地位。一些海商巨贾拥有的流动资本，已不亚于甚至超过许多累世仕宦的士族。他们通过捐纳、联姻、培养子弟科举，急切地想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政治文化资本，这引起了部分“清流”士大夫的警惕和排斥，新旧阶层间的摩擦时有发生。同时，大量金银通过高利贷、土地兼并等方式，从商业领域向土地领域回流，加速了部分地区的土地集中，自耕农破产的风险隐现。
朝堂之上，关于如何应对这“金银潮水”的争论，日趋激烈。以户部尚书韦陟为代表的务实派，主张“疏导利用”：扩大官方储备，稳定币值；利用充裕财力，兴修水利，加强国防，推广农工技术；同时适度引导商业资本投向国家需要的领域（如开拓边疆、兴建基础设施）。而以新任御史中丞卢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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