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为首的清流保守派，则上书痛陈“金银如潮，利孔百出，伤农败俗，动摇国本”，要求朝廷抑制海外贸易规模，限制海商资本，重申“重本抑末”，将社会重心拉回耕读传家、礼义教化的传统轨道。
李瑾自然是“疏导利用”派的坚定支持者。在一次御前会议上，他针对卢怀慎等人的言论，从容陈词：“卢中丞之忧，乃见国本。然，治大国如烹小鲜，需察火候。今四海商贸，非但利在商贾，更在朝廷税收、工匠生计、水师强盛、万国来朝。金银之来，乃我朝物阜工巧、舟车通达之果，亦是国力之征。若因噎废食，自断利源，岂非愚行？关键在于调控有道，用之于民。可设‘平准金银署’，于各道要津，以官仓金银，平抑物价，调节流通；可将部分岁入，专项用于推广新式农具、种粮，兴修陂塘，使小民亦沾惠泽；更可加大格物院投入，研求精工，开物成务，使我朝之利，长盛不衰。至于奢靡之风，当以礼制教化导之，而非禁绝贸易。”
武后高踞御座，听着双方的辩论，目光深沉。她既需要这潮水般的金银来支撑她的雄图大略（包括庞大的宫廷开支、边疆经略、乃至个人权威的巩固），也深知其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最终，她采纳了李瑾的部分建议，下令由户部牵头，会同工部、市舶司，研究设立“平准”机构，并拨出专款用于农业水利推广。但她并未打压海外贸易，反而再次下诏，鼓励“诚信通商，货殖增国用”，并准备在“宝船舰队”返航后，根据带回的成果，规划下一阶段的海洋战略。
左藏库内的算盘声，依旧如潮水般响彻。韦陟最终核算出的初步数字，被列为最高机密，仅呈送皇帝、天后及少数重臣。但那个数字所代表的含义，却已透过库门，弥漫在帝国的空气中。它意味着前所未有的财政实力，意味着社会财富结构的深刻变动，意味着更多的机遇、更激烈的竞争、更复杂的社会矛盾，也意味着一个在商品经济与贵金属洪流冲击下，正在经历“经济大革命”前夜躁动与阵痛的大唐帝国。金银如潮，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潮水将把大唐带向何方，取决于掌舵者如何驾驭这股前所未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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