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地遭灾，今岁粮荒，民多菜色，强征之，恐生变乱。臣遣员四出招募，应者寥寥，偶有骁勇，索要安家、资装钱动辄数十千，地方府库空虚，无力支应。截止行文，仅得兵千余，老弱参半，恐误戎机……”
这封奏报，如同一记重锤，敲在了本就因朝堂僵局而焦头烂额的朝廷中枢头上。它用最冰冷的数字和最直白的语言宣告：帝国曾经高效、低成本的征兵体系，已经彻底崩溃了。朝廷不仅无法像过去那样，迅速从民间征发一支规模可观、装备自给、有一定战斗力的军队，甚至连维持边镇基本戍守的轮换兵员，都成了难以完成的任务。
兵部尚书崔知温捧着这份奏报，手都在发抖。他不是不知道府兵制早已弊病丛生，但恶化到如此地步，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料。“无兵可交……无兵可交啊！” 他在政事堂的会议上，几乎是哀叹着说出这句话，“关中、河东尚且如此，河北、河南、江淮等地，恐怕……恐怕更是……”
刘祎之、韦思谦等革新派官员面面相觑，脸上都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们一直在为财政、吏治、新政争吵不休，却未曾想，帝国的武力根基，已然朽坏至此。没有一支可靠、听命于中央的军队，任何改革，任何政策，都如同沙滩上的城堡，不堪一击。
保守派的官员也陷入了沉默。他们可以抨击新政“扰民”，可以鼓吹“仁政”，但当外敌铁蹄可能踏破国门时，所有的空谈都显得苍白无力。他们中有人暗自心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远超朝堂上的意气之争。
消息传到紫微宫，武则天震怒，却也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她深知军队的重要性，那是她掌控权力、威慑内外的根本保障之一。府兵制的崩溃，意味着中央对武力的控制力在急剧衰减。她立刻下诏，严令兵部、各道节度使、都督府，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凑齐兵员，如期开赴陇右。同时，紧急从禁军中抽调部分兵力，充实前线。但这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禁军数量有限，且肩负宿卫京师重责，不可轻动。
然而，更深的危机还在后面。朝廷的严令层层下压，到了州县，便化为了官吏的酷烈追逼。既然正规的府兵征发已然无效，为了完成指标，地方官开始采用更极端的手段：强行抓丁。
一时间，关中、河东等地，鸡飞狗跳，怨声载道。官吏衙役如狼似虎，闯入民家，见丁就抓，不同老幼，不论是否在军籍。许多本已贫困不堪的家庭，失去了唯一的壮劳力，瞬间陷入绝境。而抓来的“兵”，多是未经任何训练、心怀怨愤的农民，用绳索捆成一串，像驱赶牲畜一样送往集结地。这样的军队，士气、战斗力可想而知，行军途中逃亡者不绝，未到前线，已然溃散小半。
与此同时，边镇节度使们，面对朝廷催逼和边防空虚的现实，也各自打起了算盘。既然朝廷无法提供足够的、可靠的兵员，为了守住防区，他们只能“自谋出路”。于是，自行募兵，开始从一种临时、局部的权宜之计，逐渐变得普遍和半公开化。节度使们利用手中的财权（或挪用军费，或截留地方赋税，甚至与豪商勾结），开始招募破产农民、流民、乃至胡人勇健，给予钱粮，充作军士。这些兵，被称为“长征健儿”或“官健”，不同于府兵，他们是职业兵，完全脱离生产，依靠军饷为生。他们的效忠对象，首先是给他们发饷的节度使，而非远在长安的朝廷。
中央兵源的枯竭，迫使朝廷不得不更加依赖这些边镇节度使，默许甚至变相鼓励他们自行募兵。而这，无异于饮鸩止渴，进一步强化了节度使的军权、财权和人事权，为日后藩镇割据埋下了最深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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