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的十一月，山海关的夜来得特别早。
刚过酉时，天色就完全暗了下来。风从渤海湾刮来，带着咸腥的水汽和刺骨的寒意，呼啸着穿过关城狭窄的街巷。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只有偶尔几盏灯笼在风中摇晃，投下支离破碎的光影。
城南关帝庙后的小院里，沈砚之站在窗前，看着外面黑沉沉的夜色。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棉袍，外面罩了件羊皮坎肩，手里捏着一封已经被汗水浸湿的电报。
电报是三天前从武昌发来的，辗转数人之手，今早才送到他手中。短短几十个字，他却已经看了无数遍：
“十月十日，武昌首义成功。鄂军政府成立，各省响应。盼北方同志速起，南北呼应，共成大业。”
窗外的风声更紧了，吹得窗纸哗哗作响。沈砚之深吸一口气，将电报凑近油灯，看着火苗舔上纸边，迅速蔓延，最后化为一小撮灰烬落在青砖地上。
他转身走到桌前坐下，桌上摊着一张手绘的山海关城防图。煤油灯的光线昏暗，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射在斑驳的墙壁上。图中标注了清军守兵的布防位置、武器库、粮仓，还有几处用朱砂笔圈出的关键地点——那是他这几个月来暗中勘察的结果。
父亲临终前的话又在耳边响起：“砚之，大清气数已尽，只是苟延残喘。将来若有机会，当为天下百姓谋一条生路。山海关乃天下第一关，若能为革命军所据，可断清廷后路，震动京畿……”
沈砚之闭上眼睛。父亲沈宏毅，光绪二十九年因参与维新变法被流放宁古塔，五年后病逝于苦寒之地。那年沈砚之十七岁，护送父亲灵柩回山海关安葬，从此便留在这座关城，一面经营父亲留下的药材铺掩人耳目，一面暗中联络志同道合之士。
十年了。从光绪三十三年到宣统三年，他等这一天等了整整十年。
“吱呀——”
门被轻轻推开，一个瘦高的身影闪了进来，随即反手将门闩上。来人四十上下年纪，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脸上有道疤，从左眼角一直延伸到嘴角，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狰狞。
“大哥，”来人压低声音，“人都到齐了，在庙里等着。”
沈砚之抬起头：“老刀，外面情况如何？”
被叫做老刀的男人走到桌边，从怀里掏出一小瓶烧酒，抿了一口，才说：“不太平。这两天城里的绿营兵明显多了，守备衙门那边加派了双岗，四个城门都查得严。听说武昌的消息已经传到京城，摄政王载沣大发雷霆，下令各地严查乱党。”
沈砚之点点头，并不意外。山海关是扼守京畿的咽喉要道，朝廷自然不会掉以轻心。
“咱们的人呢？”
“三百七十八个，都是可靠的老兄弟。”老刀眼里闪过一丝光，“武器也准备好了，藏在三处地方——关帝庙地下、城西张记铁匠铺的夹墙里，还有城南老槐树下的地窖。长枪一百二十支，短枪四十五把，土制炸弹六十枚，刀剑弓箭若干。”
沈砚之的手指在城防图上轻轻敲击着：“弹药呢？”
“够打一场硬仗，但持久战不行。”老刀老实说，“子弹只有两千多发，炸弹的炸药也不够纯。”
“够了。”沈砚之站起身，从墙上取下那件半旧的羊皮大氅披上，“一场突袭，要的是出其不意，速战速决。”
两人一前一后出了小院，沿着墙根的阴影快步行走。夜已深，街上空无一人，只有打更人远远传来的梆子声：“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关帝庙在城南的角落里，平日香火就不旺，夜里更是冷清。两人从侧门闪身进入，穿过荒草丛生的前院，来到后院一间不起眼的厢房前。老刀在门上轻轻敲了三下，两短一长。
门从里面开了条缝，露出半张警惕的脸，看清来人后，立刻将门打开。
厢房里挤了二十多个人，都是青壮汉子，有的坐着，有的站着，烟雾缭绕中，一张张脸上都写满了紧张与期待。见沈砚之进来，所有人齐刷刷站起身。
“沈先生！”
“大哥！”
称呼不一，但语气里的敬重是一样的。
沈砚之摆摆手，示意大家坐下。他走到屋子中央的破旧供桌前，那里已经铺开了一张更大的城防图。
“各位兄弟，”他开口，声音不高，但清晰有力，“武昌的消息，想必大家都知道了。”
屋里顿时响起一阵压抑的骚动。虽然已经听说，但听沈砚之亲口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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