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四年冬，天津法租界。
暮色四合，街道两侧的法式建筑在昏黄的路灯下拉出长长的阴影。沈砚之裹紧灰色棉袍，低头快步穿过维尔杜路，身后留下一串浅浅的脚印——昨夜刚下过一场小雪。
“掌柜的，两斤槽子糕，包严实些。”
他在“德顺斋”糕点铺前驻足，声音压得很低。柜台后的老掌柜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转身取货时，用几乎听不见的气声说道：“法国巡捕房今天抓了三个人，里面可能有‘货郎’。”
沈砚之的手指在柜台上轻轻敲了三下，这是“知道了”的暗号。接过油纸包时，一张薄如蝉翼的纸条滑入他的袖口。
走出店铺二十余步，拐进一条背阴的胡同。沈砚之借着月光展开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小字：“明晚八点，老龙头火车站，三号货仓，货物抵达。”
他把纸条塞进嘴里嚼碎咽下，呼出的白气在寒夜里凝成霜。五年了，自从父亲沈崇山在戊戌年那个血色的清晨被押赴菜市口，他就接过了这副担子——表面上经营着天津卫三家绸缎庄的少东家，暗地里却是同盟会北方支部“山海关联络站”的负责人。
这五年间，他眼见着维新派的血流干，又看着革命党的头颅一颗颗挂在城墙上。朝廷的鹰犬从未放松对“乱党”的追捕，尤其是在袁世凯出任北洋大臣、坐镇天津之后，这座九河下梢的城市成了暗探与革命者较量的修罗场。
“少爷，您可回来了！”刚踏进沈宅后门，管家老赵就迎了上来，脸色发白，“顺天府的张师爷来了，在前厅等了半个时辰。”
沈砚之心里一沉，面上却不动声色：“可说是什么事？”
“说是……绸缎庄今年的‘例敬’还没送去。”
例敬。沈砚之嘴角浮起一丝冷笑。这些年，朝廷的官吏们变着法子敛财，所谓“例敬”不过是明目张胆的勒索。他整了整衣袍，向前厅走去。
前厅里，炭火烧得正旺。一个穿着五品文官补服的瘦削男子正端着盖碗茶，用杯盖慢条斯理地撇着浮沫。见沈砚之进来，他只是抬了抬眼皮。
“张师爷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沈砚之拱手作揖，“铺子里年底事忙，怠慢了。”
张师爷放下茶碗，皮笑肉不笑：“沈少爷客气了。听说贵号今年生意红火，连保定、太原都开了分号。这天津卫谁不知道，沈家的‘瑞福祥’是头一块招牌。”
“全赖各位大人照应。”沈砚之从袖中取出一个红封，轻轻推了过去，“年关将近，一点心意，给师爷添些炭火钱。”
张师爷的手指在红封上按了按，估摸出里面是两张一百两的银票，这才露出些真切的笑容：“沈少爷懂事。”他端起茶碗呷了一口，忽然话锋一转，“不过今天来，倒不全是为了这个。”
沈砚之的心提了起来。
“顺天府最近在查一批违禁书刊。”张师爷盯着沈砚之的眼睛，“有人举报，说在贵号的货仓里见过《革命军》《猛回头》这些大逆不道的玩意儿。”
厅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炭火噼啪作响。
半晌，沈砚之笑了：“师爷说笑了。我们做绸缎生意的，仓库里堆的都是苏杭的绫罗绸缎，哪来的什么书刊？定是有人眼红铺子生意，恶意中伤。”
“是吗？”张师爷慢慢站起身，踱到窗前，“我也希望是误会。不过……”他转过身，目光如刀，“沈少爷，令尊的事情，过去快十年了吧？朝廷宽厚，没有株连九族，还给沈家留下了产业。你是个聪明人，该知道珍惜。”
沈砚之的手指在袖中攥紧，指甲陷进掌心。父亲临刑前的面容在脑海中一闪而过——那个清晨，刽子手的鬼头刀落下时，父亲最后喊的是：“诛尽国贼，还我河山！”
“师爷教诲的是。”他垂下眼睑，掩去眸中翻涌的情绪，“沈家世代经商，只知诚信为本，从不参与政事。”
“那就好。”张师爷走到他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力道很重，“腊月二十三之前，把今年的‘例敬’补齐了。另外，听说你常去法租界的‘德顺斋’买点心？那铺子的掌柜，好像跟南边的乱党有些牵连。少去为妙。”
送走张师爷，沈砚之站在廊下，任由寒风扑在脸上。老赵悄声走近：“少爷，张扒皮这是话里有话啊。德顺斋那边……”
“我知道。”沈砚之打断他，“你去准备一下，明天我要出趟门，去唐山看一批新到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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