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邀请余切参加他的演讲。
余切婉拒了。他对传话的人道：“我以什么身份来参加你们政府的演讲？”
科尔打来电话：“你是维斯勒特工的创造者，你是《计划体制》的两位作者之一。还记得吗？我说过你可...
柏林的七月，空气里浮动着铁锈与未干水泥的气味。勃兰登堡门西侧广场的地砖刚被撬开又重铺过三遍，每一块都嵌着不同年份的磨损痕迹——1961年的灰白花岗岩、1985年的赭红砂岩、1990年新运来的哑光玄武岩。它们像一本摊开的断代史，在正午阳光下泛着冷硬而矛盾的光。
余切站在临时搭起的木质讲台上，左手按着话筒支架，右手插在裤袋里。他没穿西装，只一件洗得发白的靛蓝工装衬衫，袖口卷至小臂中段，露出几道浅褐色旧疤。台下是黑压压的人群，不是西德常见的整齐方阵，而是层层叠叠、参差不齐的波浪：有人举着印有“统一税去哪了”的纸板，有人抱着褪色的东德国旗，更多人只是沉默地站着，双手插在裤兜里，肩膀微微前倾，像一排被风压弯却尚未折断的麦秆。
“你们问我，为什么选在这里说话？”余切声音不高，但通过扩音器传得很远，没有嘶吼，也没有煽动，只有一种近乎物理实验般的精确，“因为这里不是纪念胜利的地方。它是被反复拆解又强行拼合的伤口。”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人群最前排那个拄拐的老兵——那人左腿空荡荡的裤管用别针别在腰带上，右肩上还别着一枚早已停发津贴的“劳动英雄”勋章。余切认得他。三天前在梅齐埃训练场更衣室，这老兵曾把一瓶伏特加砸在 locker 上，玻璃碴飞溅时吼的是：“他们说我们懒？那我们把工厂焊死在地基上！把图纸烧成灰！让西德人来舔铁锈！”
余切没接话。他蹲下来，捡起一片最大的玻璃，对着阳光照了照，然后放进自己衬衫口袋。
此刻，他从口袋里掏出那片玻璃，边缘已磨得圆润。
“看，它割不伤人了。”他说，“可它还是玻璃。不是水，不是雾，不是幻觉。它只是……变钝了。”
台下没人笑。有人喉结滚动了一下。
东德奈站在第三排右侧，穿着熨帖的藏青西装，领带夹是一枚小小的齿轮造型——那是东德时代国营精密仪器厂的厂徽。他没记笔记，只用拇指反复摩挲左腕内侧一道细长旧疤。那是1983年他在莱比锡大学做计量模型验证时，连续七十二小时没合眼，用圆规尖划出来的。他当时想证明：计划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并非源于官员腐败，而是一种系统性免疫缺陷——当所有企业共享同一张资产负债表，破产就不再是清算，而是转嫁。
余切的声音继续传来：“昨天，柏林梅齐埃客场输给拜仁。比分2比7。第七十八分钟，对方前锋单刀破门后，没庆祝，只是慢慢走到角旗区，把球放回原位，鞠了一躬。”
人群骚动起来。有人喊：“他给谁鞠躬？！”
“给看台。”余切说，“给对面看台上，穿着东德旧式运动服的两千个老人。他们从1954年就开始看梅齐埃比赛，那时西德还没资格进世界杯。他们记得每一场输球，记得每一次降级附加赛，记得1971年全队靠卖签名足球鞋才凑够去斯图加特的路费。”
他忽然转向东德奈的方向，抬手示意：“请东德奈教授告诉大家，1971年那双签名鞋，成本价是多少马克？”
东德奈向前半步，声音沉稳：“三点二马克。其中零点八马克用于支付皮料进口关税——当时东德对西德皮革实行配额制，超额部分税率百分之三百二十。”
“所以，”余切接上，“那场比赛的门票收入，有百分之四十七进了西德海关账户。而今天，梅齐埃主场球票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三，要交给德甲联盟总部——它在慕尼黑。”
他不再看台下，转身指向勃兰登堡门顶上那尊胜利女神铜像。女神驾着四马战车，翅膀展开，右手高擎橡木月桂花环。但仔细看会发现，她左翼第二根羽毛是焊补的——1945年苏军炮火所伤，1952年东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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