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修复时用了不同质地的青铜。
“你们知道她手里拿的，从来就不是胜利。”余切说，“是停战协定。是休战期。是两支军队隔着易北河，互相望见炊烟却不敢生火的那一百零七天。”
这时，一辆墨绿色老式伏尔加轿车缓缓驶入广场东侧通道。车身漆皮斑驳，右前灯罩裂着蛛网纹，但牌照干净——DD-77777。这是东德时代专供高级别经济学家使用的车辆编号。车停稳，朔科尔奈被两名护工搀扶下车。他坐在特制轮椅上，脊背挺得笔直，银灰色头发一丝不乱，西装翻领别着一枚小小的、正在融化的冰晶胸针——那是余切送他的生日礼物，用柏林墙碎石与液氮制成。
全场静得能听见冰晶表面细微的爆裂声。
朔科尔奈没看余切，也没看东德奈。他抬头望着胜利女神，忽然用德语说了句什么。离得近的记者听清了，是《窃听风暴》原著里维斯勒最后写在档案末页的话：“我为自己感到羞愧。”
余切点点头，走下讲台，径直来到朔科尔奈轮椅旁。他没握手，也没寒暄，只是俯身，从对方西装内袋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没封口，里面滑出几张照片：第一张是1989年11月10日，柏林墙下堆积如山的东德护照；第二张是1990年3月，西德银行门口排队兑换马克的长龙；第三张是上周，梅齐埃青年队训练场——二十个十四岁男孩正围着一台德国产数控机床，而教练手里拿着的，是一本翻旧的《计划体制》德文版。
“你教过我，”余切用中文说，声音轻得只有两人能听见，“数据不会撒谎，但数据需要被翻译成人的语言。”
朔科尔奈终于转过头。他左眼瞳孔有些散光，右眼却亮得惊人：“所以你让梅齐埃的青训教练，用我的书教孩子怎么修机床？”
“不。”余切也用中文回答，“我让他教孩子：这台机床的液压系统，和三十年前东德‘罗伯特·柯赫’机械厂的型号完全一致。零件编号相同，误差标准相同，连说明书里那个画错的齿轮啮合角度——都一样。”
朔科尔奈闭上眼。冰晶胸针在他胸前发出一声极轻的“咔”。
就在这时，广场南侧入口突然涌进一群年轻人。他们穿着统一的黑色T恤，胸口印着白色数字“”，背后却是德文大字：“我们不是备件”。为首者举起喇叭，声音嘶哑却清晰：“朔科尔奈先生！您当年说东德经济需要‘外科手术式改革’——现在刀在哪？！我们的工作证还在抽屉里发霉！我们的毕业证在地下室受潮！您坐在这儿谈冰晶胸针，我们连暖气费都交不起！”
人群骚动加剧。几个穿西装的男人立刻围向朔科尔奈轮椅，手按在腰间。但朔科尔奈抬起右手，做了个下压手势。
他让护工推着轮椅，缓缓驶向那群年轻人。
距离五米时，他停下。
“你们说得对。”他说，德语带着东德特有的喉音，“我的刀，三十年前就钝了。但它不是用来切你们的。”
他示意护工打开轮椅扶手暗格。里面没有武器，只有一摞泛黄的活页纸——全是手写稿，纸页边缘被无数次翻阅磨得毛糙。他抽出最上面一份，递给最近的年轻人：“这是1984年我在卡尔·马克思城工业学院的备课笔记。第十七页，我教学生计算一台‘特拉贝特’汽车变速箱的金属疲劳极限。我告诉他们：按设计寿命，它该报废三次了。但现实是，柏林出租车司机用同一台变速箱跑了二十七万公里。”
年轻人低头看稿子，手指微微发抖。
“所以问题不在变速箱。”朔科尔奈说，“在油。在路。在加油站只肯卖掺了三分之一水的汽油。在柏油马路下面，埋着1952年东德政府为节省水泥偷工减料的沙土层。”
他忽然提高声音：“你们恨西德人？可西德工程师去年给我看了一份报告——他们检测了勃兰登堡门地下三十米的地质结构。报告结论是：如果1945年苏军没炸毁那段地铁隧道，今天柏林的地下水位会比现在低四点三米。整座城市的地基，正在缓慢下沉。”
全场死寂。
余切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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