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前，在朔科尔奈轮椅后站定。他伸手，轻轻按在对方肩胛骨凸起处——那里有块陈旧的烫伤疤痕，形状像半个未完成的五角星。那是1981年东德秘密实验室火灾留下的，当时朔科尔奈为抢出一组核聚变模拟数据，扑进燃烧的服务器机柜。
“所以，”余切接过话头，仍用中文，却让翻译实时转成德语，“我们真正该跪的，不是某个人，某个政府，甚至不是某段历史。是跪给那些被当成‘过渡期损耗’的普通人——比如1953年六月十七日，在柏林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前被流弹击中的送奶工；比如1986年，在哈雷市立医院因短缺青霉素死亡的白血病儿童；比如上周，在梅齐埃球迷看台最后一排，悄悄数着面包券等散场的失业教师。”
他弯腰，从地上拾起一片刚才演讲时掉落的梧桐叶。叶脉清晰，边缘微卷，背面还沾着一点清晨的露水。
“这片叶子，落在勃兰登堡门，是文物。落在梅齐埃更衣室地板上，是垃圾。落在东德奈教授的显微镜载玻片上，是观察样本。落在朔科尔奈先生轮椅的阴影里……”余切将叶子轻轻放在对方膝头，“它只是叶子。”
朔科尔奈盯着那片叶子看了很久。然后，他伸手，用拇指指甲，极其缓慢地刮下叶脉上一点干涸的褐色污渍。
“是铁锈。”他说。
余切点头：“梅齐埃主场看台的铸铁栏杆，1951年浇筑。和东德奈教授父亲参与建造的莱比锡中央车站钢架，同一批矿石。”
东德奈忽然开口，用德语：“我父亲临终前说，他一生最骄傲的工程，不是车站，而是给车站工人宿舍安装的集中供暖管道。因为那管道，让一百二十七户人家第一次在冬天不用烧煤球。”
朔科尔奈笑了。那笑容很淡，却让周围所有人同时松了半口气。
“所以，”余切最后说，“我们不需要新的跪姿。我们需要新的膝盖——能弯下去，也能撑起来；能触到地上的锈，也能托住将坠的星。”
他退后一步，向朔科尔奈伸出手。
不是搀扶，不是敬礼，只是平举着，掌心向上，像承接雨水。
朔科尔奈凝视那只手三秒钟。然后，他抬起自己的右手，覆了上去。
两只手交叠的瞬间，广场东北角传来一声闷响。不是爆炸，是坍塌——一段年久失修的混凝土挡土墙，终于不堪重负，轰然倾颓。烟尘腾起时，有人惊叫，有人后退，但更多人踮起脚，想看清废墟里露出的东西。
那是一截扭曲的铁轨，深深嵌在泥土中，轨面已被磨得光滑如镜，反射着正午刺目的太阳。
余切松开手，走向废墟。他蹲下，用指尖抹去铁轨表面浮土。底下露出一行模糊刻痕： —— 日期下方，是个小小的、歪斜的五角星。
他站起来，对身后所有人说：“这截铁轨，原本通向柏林东站。1953年六月十七日，三万工人从这里出发，步行前往政府大楼要求涨薪。他们没带旗帜，只扛着扳手和游标卡尺。”
他停顿片刻，声音忽然低沉下去：“那天，第一个倒下的人，叫霍斯特·施密特。他二十二岁，是东德铁路局最年轻的轨道检修员。他倒下的位置，就是现在我们站的地方。”
全场寂静。连风都停了。
余切从工具包里取出一把小锤，又拿出一枚崭新的铜钉——钉帽上蚀刻着微型地球仪。
他蹲在铁轨旁，将铜钉对准刻痕旁一处凹陷，挥锤敲下。
“铛。”
声音清越，穿透整个广场。
“这不是纪念碑。”余切说，“这是校准点。以后所有测量柏林沉降速度的仪器，都要以这枚钉子为基准零点。”
他站起身，拍掉手上灰尘，看向朔科尔奈：“所以，您不必跪。您只需要，把轮椅的刹车，松开三毫米。”
朔科尔奈怔住。
余切微笑：“这样，当风来的时候，您的轮椅会自己往前滑一点点——刚好够您伸手，摸到那枚铜钉。”
风真的来了。
它掠过勃兰登堡门的拱券，穿过胜利女神展开的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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